纪实摄影一词从诞生之日起，便被伴以“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纪实摄影兴起并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这些作品不约而同的将镜头对向了社会的边缘人群。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齐格蒙特·鲍曼关于“废弃的生命”的理论论述，以废弃物的堆积地——乡村和城市为切入点，选择了袁冬平的《穷人》和张新民的《包围城市》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探讨在我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下社会边缘人面临怎样的命运，纪实摄影如何表征社会边缘人，这些表征具有那些社会意义等问题。　　本研究认为，纪实摄影从两方面对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发挥着作用:一方面，纪实摄影通过对社会边缘人的展现，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为其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启蒙人们的公民意识，使社会边缘人的生活能够纳入社会发展的考虑中;另一方面，纪实摄影对社会边缘人的展现，是对现代社会“废弃”作为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种警示，迫使当政者设计应对“废弃命运”的有效途径，帮助那些社会边缘人群其重返社会，实现自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