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劳动为基点出发,认为交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和共同体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彼此约束、彼此作用、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得以正常有序发展的社会前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无论对现实的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来说,离开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是行不通的。哈贝马斯则以语言为其理论基点,努力走向一条现代性批判道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来佐证以理性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范式的可能性,试图以一种“乌托邦”式的交往理性,来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所导致的人与人关系交往的异化。他一方面肯定了理性化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又批判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由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抛弃了现实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基础,对语用学的过度使用,导致了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存在不理性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困境。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基础上,开拓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新视角,并对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提出了挑战。然则,与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不论是在研究基点、内在动力还是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不仅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还具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有补充完善作用。整体而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只探讨了如何合理分析问题的方法,并没有实质性上的探求真正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发展马克思的交往思想,相反,他却陷入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困境。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化视域下,只有坚持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际交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