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衡阳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始祖炎黄二帝,与衡湘大地有着不解之缘。相传炎帝和黄帝衡湘大地上留下拓荒文明的足迹,耒山脚下,炎帝发明耒耜,改变了当地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是原始农耕文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炎帝死后葬于靈县(今炎陵县)。舜帝南巡衡湘,死后葬于零陵。还有大禹治水的丰功伟业铭刻成衡岳的禹碑。这一切都彰显了衡阳历史文化的久远与厚重。衡阳自古为三苗、越人之地,透过大量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管窥到生活在衡阳大地上先民的生活状况。此时,境内的先民已经摆脱茹毛饮血、兽皮裹身的原始生活,原始农业已出现。夏商周三代时期,境内三苗族和古越人逐渐融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农业、畜牧业发展迅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崛起,不断进行扩张,衡湘遂入楚国版图。秦汉时期,衡阳地于南北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秦始皇征南岭,汉武帝平南越,都是出兵衡阳。尤其是灵渠的开凿,使得湘江上游的潇水与珠江水系的北江支流连通,从而使中原地区与岭南联结成一片,而衡阳恰恰处于南北交通的节点,成为一个中转站。此后衡阳,一直作为军事重镇。衡阳境内逐渐建立起婚丧嫁娶之礼仪。隋唐时期,衡阳境内生产力都有了较大发展。城池林立,商旅辐辏。更为重要的是佛道相融的宗教文化兴起,南岳山中,道观林立,佛寺遍布,为衡阳历史文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迎来了革命的崭新气象。宋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时期,新儒学——理学诞生。儒学的复兴促进了书院的兴盛,衡阳的书院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道醒目的景观。曾国藩称“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这并不是溢美之词。衡阳境内书院林立,讲学与研究并重,一代代理学大师、心学大师在此耕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书院成为儒学的变革重地,而儒学的复兴进一步促进书院的兴盛。衡阳历史文化久远与厚重,名人辈出,是中华文明历史星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