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及其“隆礼重法”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他既反对儒家片面强调礼治、夸大道德的作用而轻视法治的职能，也反对法家单纯的追求法治而忽视礼治的作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忽略法的作用，主张既重礼又重法，二者并重不可偏废。本文从荀子的“隆礼义”、“重法度”、“礼法并重”等三个方面，研究探讨了荀子“隆礼重法”的哲学思想。首先，在对荀子“隆礼义”思想的论述中，笔者认为，“礼”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礼的起源问题上，荀子认为，礼是人与自然界对立的产物，它产生于人类的生存需要；礼的本源存在于人的本体之外；礼的制定取决于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用礼来确定之，社会才有秩序；礼的起源是为社会的物质分配提供一个分配标准，礼的首要目的在于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需求。有关礼的本质，荀子认为，礼的理性原则是“义”，它要求人们遵从秩序、谨守职分，“义”是对礼的伦理价值和哲学智慧的进一步抽象和升华；礼包含了“天地之条理”，人道与天道是相互联系的，天道是人道的根据；礼体现了规约制度，礼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情感规约中，而且还体现在政治制度中。礼具有独特的性质，荀子认为，礼是治国的根本大法，以礼治国是安定天下的重要途径；礼是确定人们身份地位差别的等级制度，是君王衡量臣下的标准；礼是制约人性的最高标准，是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关于礼的社会功能，荀子认为，礼能够改造人性，礼能够为政治民，礼能解决物与欲的矛盾冲突，礼能使君爱民、民尊君。其次，在对荀子“重法度”思想的论述中，笔者认为，“法”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在人性问题上，荀子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由于人性恶，就要找出去恶存善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学习和教化来改变人性的缺陷；重法度，就是为了明确每个人的名分，使人们结合成社会群体，就是为了改变人性中的邪恶本性而作出人为的努力，从而使人间万物各自依附其同类。因此，重法度能够称王治国，重法度能够推崇人才，重法度能够促使人们遵守伦理道德，重法度能够创建法制文明，重法度有利于发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反映到思想领域中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荀子堪称先秦后期儒学泰斗，其学术集儒学之大成，又采百家之长，是第一个将儒法合流的思想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荀子立足于现实，一方面继承、发展和修正了儒家的“礼治”，另一方面又剖析、评价和吸收了法家的“法治”，并在新的封建基础上，积极遁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以“礼”为主，熔礼法于一炉，使儒法两家趋于合流，形成了哲理丰富的“隆礼重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