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末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开始，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遭遇到了严重的阻力。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始终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由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带头，世界多国央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策干涉”风暴，试图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尽快地走出经济泥沼，美联储也祭出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简称QE）。自美联储先后实施了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世界经济并没有展现出强劲的复苏迹象，反而由于各方超发货币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进度。除此之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也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资产价格泡沫、生产成本升高、货币政策被裹挟等问题。美国滥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已经被各方指责为以邻为壑的政策手段。　　本文通过定性阐述QE原理和理论为辅，定量分析该政策实施结果为主的方式，论证了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单向以邻为壑效应，其在低效地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同时损害了他国利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策手段。　　文章首先回顾了美国四轮量化宽松的发展轨迹，并对比常规和非常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异同，总结出美联储使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种迫于无奈的政策选择。　　其次，使用事件研究法论证了前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刺激效应是在逐渐减弱的，不断推出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长期利率，若要保持每次 QE都能像 QE1一样有效降低长期利率，那么其购买规模必须不断扩大，而资产负债表的进一步膨胀会引发高通胀的担忧。持续进行QE虽然能够逐步复苏美国经济，但是却是非常低效和缓慢的，同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可能会使得美国经济进入更大的危险中。　　最后，在SVAR模型框架下我们发现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中美利差、汇率等因素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负面的溢出效应，抬高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危害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本文提出了在现行世界货币格局下我国可以采用的三个应对措施：（1）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与制度设计，在动态的政策环境中提升制度设计的能力；（2）努力争取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发展并完善国内的期货市场，充分利用改革带来的红利，加深国际市场参与程度；（3）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防止大规模热钱流动对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冲击，适当扩大浮动范围以更好管理升值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