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因其他方侵权而引发的组团社的责任主要有两种解决依据——《旅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文均简称“规定”),但二者在某些方面却存在很多分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公共交通经营者是否属于履行辅助人范畴,二是非己方侵权时组团社应当如何以及承担何种责任。公共交通经营者是否属于履行辅助人范畴,应当考虑组团社是否与公共交通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该主体的性质与一般履行辅助人又存在诸多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针对旅游领域的履行辅助人这样认为,“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已超出旅游经营者的控制能力和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仅提供旅游客运服务的交通运营者才是旅游法所称的履行辅助人,不仅如此,从责任认定上看履行辅助人的范围也不应当包括公共交通经营者。一旦解决了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归属问题之后,那么当其发生侵权行为时组团社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的处理的原理则迎刃而解。对于非己方侵权时组团社应当如何以及承担何种责任。当履行辅助人侵权时,由于组团社对其拥有选任、监督、控制的权利,并且从该履行辅助人的帮助而从中获益,依据危险控制理论与损益一致理论,此时组团社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又根据债的阶层理论和主观目的共同理论,组团社和履行辅助人对于侵权损害之债不属于同一阶层,也不存在共同侵权的合意,因此组团社应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对于公共交通经营者以及与组团社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第三人侵权的,因为这种侵权的发生对于组团社来说具有不可预见性,也没有提供全部的原因力,此时不应当赋予组团社过高的责任水平。因此,组团社应当在未尽到安保义务的前提下承担补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