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作为一种基层社会自治性质的组织,始于宋朝,兴盛于明清。清朝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甘肃省藏边地区推行国家政权建设,此为循化厅乡约的肇始。雍正年间,循化厅乡约多设于汉族社区以及所谓“熟番”之地。乾隆朝平定苏四十三之变后,为强化王朝国家权力在循化厅少数族群地区的存在,乡约制度开始在撒拉族、回族等聚居区推行。同治回变后,循化厅乡约制度发展至顶峰,藏、回、汉各族普遍建立乡约组织,乡约的设置方式和人员构成更趋多元化,乡约的设置范围不断扩大,乡约人数也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循化厅乡约的设置方式主要是依托原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将原有部落头人、寺院阿訇或村庄头目等任命为乡约,将乡约这一半官职角色糅入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当中。有清一代,循化厅乡约行政化的趋势日渐显著,表明清朝对少数族群地区基层社会控制的逐步强化。循化厅社会的边缘性、族群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等特色,造成其乡约制度具有与内地社会迥异的特色。除了设置之初即被赋予浓厚的行政职能外,循化厅乡约的司法职能和宗教职能较为突出,在调解部落纷争、民间纠纷、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和边疆稳定等社会政治场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循化厅乡约与本土社会结构的结合,更突出地表现为教化角色职能与宗教神职角色职能一定程度上的渗透与融合。国家政权建设与本土社会结构结合、国家政治文化建设与本土宗教文化和族群文化结合,为清朝在循化厅成功推行乡约制度提供了保障。故而,可以说乡约制度的推行是清政府管理西北少数族群地区的一次成功尝试,强化了清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管控和治理,促进了国家政权的下沉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