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我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来,政府信息公开逐渐演变成公众关注的重点问题,2019年国务院令修订的《条例》中,第16条第2款提出“行政机关在实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产生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条例中对过程性信息的识别标准仍然缺乏具体表述,仅列举了几项过程性信息的表现形式,且用的是“可以不予公开”,并且该条文后面还提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不难发现,最新颁布的《条例》虽然给出了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明确规定,但其标准不清晰也不具体。目前,对于“过程性”究竟是信息形成过程还是信息服务行为的形成过程,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还颇具争议。本文从过程性信息识别标准的典型案例出发,寻找典型案例中的焦点问题,主要是过程性信息与内部管理信息混淆、对于“过程性”的定义不明确以及不同行政机关对于过程性信息识别标准不一样;其次结合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阐述我国现有的过程性信息识别标准所面临的胜诉率低、影响行政机关信息裁量权的适用、过程性信息司法判断较为混乱和其他信息混淆等问题;再结合理论与司法实践分析我国的过程性信息识别标准现状,并以美国和德国为例,对域外司法机关“过程性信息”识别标准现状展开分析。最后结合前述对相关问题的梳理,找出我国过程性信息识别标准的原则,主要采用“三元说理论”。并在借鉴域外成熟的经验基础上,完善我国过程性信息的具体识别标准的四个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