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我国进口物品关税税率大幅调高以来，电商海外代购的规模在我国日渐扩大。而电子商务平台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客观上促进了越来越多的淘宝商从事海外代购服务。电商海外代购一方面满足了国内很多人对于海外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也反过来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繁荣了市场经济；但另一方面，电商海外代购却规避了我国海关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其不利的规定。例如，通过常规报关渠道要缴纳高额关税，但若走“无申报”通道入境则不必缴税。此外，现有的海关监管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电商海外代购行为属于违法，因而，电商海外代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至于因网络代购而受《刑法》处罚的案件更是为数寥寥。本案作为电商海外代购入刑公开报道第一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如何处理该案有不同观点，存在罪与非罪之争，对其多次以走“无申报”通道方式入境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逃税故意之争，对其能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以及在认定李某境外代购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后量刑是否适当之争。由于本案是电商海外代购入刑公开报道第一案，对该案的处理牵涉到某些电商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以及量刑轻重问题，会影响电商海外代购行业整体的发展。因此，对该案进行刑法层面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务价值。除引言外，正文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案件的基本情况。本部分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案由。第二，案情介绍。简要介绍了李某及同伙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犯罪过程及法院的定罪量刑结果。第三，分歧意见。本案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李某行为性质、李某主观上是否明知以及本案量刑适当与否三个问题上。第四，争议焦点。通过对分歧意见的归纳，本案的分歧焦点渐次呈现：其一，电商海外代购行为有无法律进行规制。如果认为李某从事的网络境外代购业务是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的一种新样态，那么就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如果认为李某网络境外代购行为已经超出我国海关相关监管法律法规的规范，则可能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其二，李某主观上有无逃避关税故意。本案中李某否认自己有逃避缴纳关税的主观故意，而相反意见则认为李某等人有充分的客观条件知悉其行为违反海关监管法规，必将产生逃税结果。其三，李某能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构成此罪，关键在于李某的主客观条件应当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构成要件。其四，李某的量刑是否适当。如果严格按照我国《刑法》一百五十三条的量刑标准，依据原审和重审中法院对李某偷逃税款数额的认定，李某的原审和重审的量刑确实合法。但考虑到电商海外代购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公正的原则，原审和重审对李某的量刑都有过重之嫌。第二部分，相关问题的法理分析。第一，电商海外代购行为有无法律进行规制。通过查找海关监管法律法规，认为电商海外代购行为并非属于立法空白，而是有多个相关禁止性规定。第二，走私普通货物罪主观故意的认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1中对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规定以及刑法相关理论，认定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主观方面不仅包括“明知”，还包括“推定明知”。第三，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构成特征。本部分从犯罪构成四要件的角度综合分析本罪。第四，“海外代购”型走私普通货物罪的量刑及其考虑因素。第三部分，本案的分析与结论。该部分对电商海外代购是否属于立法空白、李某主观方面是否存在逃税故意、李某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以及原审和重审的量刑是否过重四个焦点问题综合阐述看法。第四部分，本案研究的启示。首先，规范电商海外代购，要健全对电商的立法；而为适应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海关方面也应降低关于旅客超额携带个人自用物品的关税税率。其次，对于《刑法》中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数额标准，考虑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应适当提高。最后，在司法实务中，法官也应根据电商海外代购的发展状况在在本罪的量刑上予以适当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