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抑价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自2005年我国实行新股询价制度以来，我国的新股抑价水平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现行的询价制度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改进空间。　　从国外的新股抑价理论来看，部分调整模型及前景理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部分调整模型认为公开信息充分反映在发行价中，而非公开信息被投资者所掌握，这部分信息仅部分反映在发行价中;前景理论认为公开信息和非公开信息均部分反映在发行价格中。本文以这两个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出假设，选取2011年至2012年共409个IPO样本构建混合回归模型，以分析我国新股询价制度下的定价效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发行价格对非公开信息的过度调整现象。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分析，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询价制度下，投资者对发行价的制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承销商由于没有新股配售权，缺乏对投资者的约束手段，在定价过程中的影响力有限，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大的新股收益，并不真实地传递其拥有的非公开信息，进而造成了投资者“共谋”压低发行价以及追捧新股的现象，降低了IPO定价的效率。由于过度调整现象的存在，基于部分调整模型及前景理论的假设被推翻，这说明了这两个理论在我国不具有很好的适用性。本文还发现了发行价格调整及定价阶段的市场指数表现对新股抑价的非对称影响，均对投资者有利。根据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本文有针对地提出了对投资者形成制约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在自主配售、询价对象的选取、网下发行比例的决定上给予承销商更多的自主权，并指出了这些政策建议实施的先决条件。　　本文发现了部分调整模型和前景理论在我国不具有适用性，为这两个新股抑价理论的检验提供了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同时发现了我国非公开信息的过度调整现象，并给出了理论解释。同时，本文指出了我国询价制度中存在的制度性不足，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综上所述，本文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