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意义上最早的国际援助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如今国际援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经济现象,投放援助的动机主要有国家外交需求、商业利益以及人道主义救助等。在援助实践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援助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援助对于受援国的效果饱受争议,这一问题也日渐成为国际问题的研究重点。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与DAC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特点多有不同,中国在实施对外援助时不捆绑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的发展途径和发展模式。目前较少文献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效果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用实证来研究中国对外援助能否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十分必要。在探索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效果时,本文结合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两条研究路线。其中现实背景主要通过描述性分析和特征事实分析,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概况进行分析,同时对本文所需的数据进行了收集和整理。理论背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对有关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回顾,然后结合文献综述中有关研究的实证部分,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作者提出了本文的概念模型,这也是本文计量模型的基础。在构建好计量模型后,通过实证研究中国的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择了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并汇总了2000-2014年各样本国的受援数额以及其他相关宏观数据,形成了动态面板数据。本文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并且采用最小二乘法(0LS)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由于援助内生性的存在,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引入了工具变量,用2SLS估计法重新对原有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的对外援助对能够显著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第二、援助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符合“药物模型”假设,一旦援助量超过某一临界值,反而会影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第三、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中,援助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第四、控制变量中,自然资源禀赋以及社会腐败度表现稳健。其中自然资源禀赋与受援国的经济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自然资源条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社会腐败度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过度腐败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在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从中国援助的政策以及受援国利用援助两个角度给出了政策性建议。其中,从中国提供援助的角度,中国政府应注意其对外援助的金额;关注沿线国家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素质;向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传输技术和经验,提高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引导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其社会治理水平;援助分配适当向较低收入国家倾斜等。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援助的角度,沿线国应注意逐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储备;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实现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加强对于援助项目的监管和落实,公开透明的使用援助,提高本国的治理水平,尽可能的减少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