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乃至认知学家的关注。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迅速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解释隐喻现象的理论。1986年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出版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关联理论,在阐释交际与认知的同时,提出了看待隐喻的新视角,揭示了隐喻理解的本质。关联理论认为隐喻属于一般话语,不需要特殊的解释能力和程序,它是言语交际中一般认知推理能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关联理论对隐喻的阐释不仅拓展了以往的隐喻研究,同时也表明: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工具,它来源于人民,能够生动的反映各民族的历史、经济、习俗以及心理等特点,蕴藏了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对隐喻进行准确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翻译是一种复杂而又富有吸引力的工作。I.A.理查兹(1953)声称,翻译很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一种活动。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仅涉及两种语言,同时也涉及两种文化。表面上看,翻译是语际间的转换,实际上却是跨文化传达。这点在译界早己达成共识,人们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而E·格特在斯伯尔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由原作者与译者构成,其中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接受体;第二轮由译者与译文读者构成,译者是交际者,译文读者是接受体。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在两轮交际活动中,最佳关联性都是交际成功的保证。译者一方面要付出努力寻找原文的最佳关联,形成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同时要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以最佳关联的方式传达给译文读者,表达是翻译的第二步。因此,传递最佳关联性就成为翻译的原则。本文在关联翻译理论的框架下指出,在翻译隐喻时,译者应首先从自己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信息推断出源语的隐喻所在,然后形成自己的交际意图,即决定在翻译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传达原隐喻的信息,并对目的语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做出判断,从而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是直接翻译,间接翻译还是采用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相结合的方法,只要不违反关联原则,保证达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面对统一隐喻信息做出同样的反应,达到了最佳关联,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