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是中国近代的主要社会思潮,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潮起潮落的特点。通常时局越是动荡不安,社会的激进取向越明显。刊物既能反映社会思潮状况,也可以在社会思潮的发展中推波助澜。《生活》及其系列刊存在的1925年到1936年,是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年代。在此期间,《生活》及其系列刊不断激进化,本文将要展现的即是其激进化的过程。《生活》及其系列刊激进化的背景包含外在和内在因素。日本入侵使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国民党上台施行专制独裁政策导致国内政治黑暗,创办者激进的个人特质以及作者群的左翼思想取向也是导致刊物激进化的原因。《生活》及其系列刊是由《生活》周刊及其后续衍生的一系列周刊组成的。《生活》最初是中华职教社的机关刊物。邹韬奋接手后将其改造为一个城市平民文化刊物,确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注重个人修养和社会改造。自1930年下半年,《生活》开始关注社会政治问题,逐渐变成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生活》日益激进,变成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阵地,并展开对政府的激烈批评。但这一阶段,《生活》在政治上仍奉行改良主义。1932年下半年,《生活》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生活》因过于激进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之后衍生出的《新生》、《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永生》等系列刊继续鼓吹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分析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并希望唤醒大众,依靠大众的力量求得中华民族解放,在刊物的宗旨上表现为实现民族解放、铲除个人主义、推广大众文化。最终,系列刊因激进姿态被查封。刊物的激进化是时代背景变换下社会激进思潮的一个表现,也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和追求。在挽救危亡这共同目标下,知识分子因其所处的环境和对现实认识的不同,往往会选择不同的道路。《生活》及其系列刊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重视大众的历史作用,对全国人进行革命文化宣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人们的革命思想得到启蒙,为迅速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