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的融资问题历来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经济“最紧迫”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说其最紧迫，是因为基础设施产业作为社会生产流程的上游生产部门和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具有在经济发展初期和中期适度超前发展的客观必要性。而说其最困难，则是因为一方面，庞大的投资需求与投资缺口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另一方面，造成中国基础设施产业融资问题的因素不仅有产业经济技术特征、成本收益特征、行之有效的融资方式匮乏等非体制成因，而且更是一种“体制约束”。这些影响因素相互交织起来，极大地增加了解决中国基础设施产业融资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探寻中国基础设施产业融资问题的内在成因和解决途径，并使之建立在理论规范和制度规范的基础上，这就是本文的核心价值所在。论文的主要贡献包括： 1.在总体思路上放弃了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为主线，或以比较静态的研究方法罗列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为主线，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传统分析框架，认为只有从微观上为每一个基础设施企业或项目生成“适用性”融资方案和金融工具以及提高基础设施企业的投资效益，才能从宏观上真正缓解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的融资问题。为此，本文遵循演进主义思想，以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为背景，构建出一个“内生性”生成“适用性”融资方案和金融工具以及提高基础设施企业投资效益水平的动态分析框架，并把它纳入到包含知识和学习理论的动态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去，以此来探寻逐步解决中国基础设施产业融资问题的新途径。 2.通过重新界定企业的性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并把企业知识、信任、治理收益等概念纳入到资产专用性理论体系中，构造出“产融结合治理结构微观机理模型”和“基础设施企业融资过程中治理结构和企业知识的互动模型”，以此推导出基础设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最优治理结构与金融交易类型的匹配关系，并深入研究了基础设施企业融资过程中治理结构和企业知识的互动机理，为后续解决途径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3.系统性地提出了政府规制引导、市场化运行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目标框架。认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基础设施投融资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开展微观投融资主体、市场机制和投融资中介组织“三位一体”的系统性转型。在市场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中，政府职能则应该界定在引导规制和激励性规制两个层面上。 4.提出了中国基础设施产业市场型产融结合模式的分步走创新路径：从基础设施产业纯粹国有化治理模式和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模式，到基础设施产业治理和金融深化的过渡模式，再到基础设施产业治理和金融深化的进阶模式；从“行政紧密型”银企关系模式，到市场型弱联结产融结合模式，再到市场型双边治理产融结合模式。中国基础设施产业融资问题正是在这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得以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