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理论崛起于西方文论界。接受理论的学者们竭力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因此被认为是一门读者学,是研究读者的积极能动作用的学科。在以往的文艺理论中,读者是被忽视的群体,即便他们的作用被某部分研究者所关注,也是被置于被动、消极的地位,读者的欣赏是为文本所决定的,欣赏和接受理论只是文艺理论的附属部分。但接受理论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局面,在接受理论中,读者的地位超过了作者和文本的地位,读者是使文本得以成为作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较之一般的文本研究,文学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读者”显然富有更广的内涵,它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译语读者,还指首先阅读原文本的译者,但不管译者还是译语读者,他们作为读者时对文本的接受有着很多相同之处(虽然译者面对的是源语文本,而译语读者面对的是译语文本)。译者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译语读者的重要性却常常被忽略。译语读者是文学翻译传播的目的地之一,也是文学翻译最初产生的动因之一。他们是完整的文学翻译传播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直接服务对象。所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文学翻译传播活动中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若再换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则译语读者的位置似乎更加重要。因为译语读者还是积极的文学翻译作品的反馈者,任何高水平的译者也都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实际情况和要求。习语在形式和意义上比较固定,形成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并流传下来,能反映不同文化因素,但这些因素往往阻碍习语的顺畅翻译。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习语可谓是语言的精华,经常应用于口语和书面语中。要正确理解,恰当运用以至能准确翻译习语需要广博的跨文化知识。具体到英语和汉语,由于使用这两种不同语言的国家其地理、历史、宗教及风俗习惯等等不同,各自习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就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翻译习语的难点。若不正确处理这些文化因素特别是当中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词,在翻译中就难免犯很多错误。将接受理论应用到习语翻译中给习语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本文从强调读者的作用和地位,强调期待视野的变化及强调接受及文化交流三方面分别举例阐述如何具体地将接受理论应用到习语翻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