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政治哲学居于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争论都是围绕政治哲学展开的,而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正义是关注的焦点。因此,对正义的反思就成为哲学百花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弗雷泽的社会正义理论则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弗雷泽的社会正义理论是通过她对当代正义理论和正义实践的诊断而提出来的。她考察了全球化进程对当代社会正义的实质、正义的主体以及正义的代理机构等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在过去的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之下,对正义的实质、正义的主体、正义的代理机构等的理解都有着潜在的共识;但是由于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文化的诸多转交,今天的人们对于正义的讨论缺乏任何规范的前提,当代社会的正义是一种反常规的正义。在反常规的正义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之下,她还考察了当代认同政治取代传统分配政治的思想历程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体现,揭示了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认同政治对分配政治的排斥与替代。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社会正义理论能够为当代的社会正义问题提供指导,必须对社会正义进行反思、对社会正义理论进行重建。　　 弗雷泽的社会正义具有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等多个维度的内涵,然而单纯的多维度社会本体论本身并不能够成为当代社会正义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我们承认非正义具有多种类型时,我们就需要一个把这些非正义置于一个共同标准之下的方法。弗雷泽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平等”作为其社会正义理论的规范理想,并试图用这个原则来解决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规范重建问题。弗雷泽的这一理论框架将一种多维度的社会本体论与一种规范化的一元论结合起来,充满多元与一元之间的张力,是伦理、道德与政治实践话语的结合。　　 “视角多元论”是弗雷泽社会正义理论的方法论。弗雷泽的“视角多元论”要求将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等视为分析和把握社会问题的多种视角,而不是多种实然性的存在。这种方法要求在对社会正义问题进行分析时,不仅要关注经济因素,还要关注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视角多元论”从实质上讲是一种社会诊断和批判的逻辑。批判理论既是对时代的批判诊断,也是社会变革的实践性因素,所以批判包含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弗雷泽的社会正义理论没有对反抗社会非正义提供具体的途径,但她提出了一种制定政治策略应遵循的方法,即把对话性措施与制度性措施结合起来。最值得称道的是,她提出的制度化元民主政治这一社会正义的实践政治逻辑,提供了在元问题层面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　　 弗雷泽的社会正义理论在吸收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一个融规范性与经验性为一体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这一批判理论框架重构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实现了对其前辈们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统一和超越,推进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弗雷泽以社会正义观为基础的批判理论框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正义问题进行了揭示,对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反击,对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发展与建构做出了贡献。另外,它本身也对社会正义问题进行了剖析,这对于社会主义正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作为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弗雷泽的社会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具有一致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