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行凶”一词只在总则中的特殊防卫条款中出现一次,刑法分则中无“行凶”这一犯罪构成类型,相关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也未涉及对该词的具体化解释。加之,该词源于日常生活用语,天然欠缺法律用语的规范性,在特殊防卫制度设立以来,刑法理论学界对如何理解刑法第20条第3款中的“行凶”一直争议不断。反观实践层面,在大量以正当防卫为由抗辩或上诉的刑事案件中,司法人员将不法侵害行为真正认定为行凶的案例为数寥寥,行凶虽位特殊防卫原因条件之首,却有被束之高阁之嫌。笔者认为,某一侵害行为是否属于行凶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它直接决定了自卫反击行为是否过限,以及防卫人能否以正当防卫出罪免刑的问题。因此,本文拟对行凶的概念、特征进行系统深入探讨,以期厘定刑法学意义上行凶一词的范畴界限,用以指导司法审判实践。文中,笔者综合运用了文义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实证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详细研究论述了行凶一词的含义、特征及实务认定路径,主要内容如下:在第一章中,笔者梳理出了理论界关于行凶的七种较具代表性的学说,并综合运用刑法体系内的形式逻辑及特殊防卫条款的立法目的,对七种学说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在批判继承暴力侵害说的基础上,以属加种差模式对行凶一词的概念设计如下:即行凶是指不能确定具体罪名,但足以致人重伤或致人死亡的暴力侵害行为。在第二章中,笔者从三个侧面详细论述了行凶行为的特征:一是具有显著暴力外观;二是足以致人重伤或死亡;三是无法确定具体罪名。在这一章中,笔者以问题为导向,就认定“足以致人重伤或死亡”这一实践难题,构建了一套较具操作性的方法,即以个案事实认定为基础,关照防卫人特定视角,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尊重立法目的,该方法设计也系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之一。第三章中,笔者以行凶等关键字检索,从裁判文书网梳理截取了98份裁判文书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考察。通过对3份认定行凶的样本分析,关注到不法侵害人工具的选择、打击部位等事实为裁判人员重点考量因素;通过对67份防卫过当样本的分析,发现实务界判断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属于行凶并非单纯由侵害事实出发进行单向推导,其间,更多夹杂了对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判断,司法人员对是否成立防卫过当的把握又直接影响了对侵害行为的定性,然而在防卫过当标准的把握上,实务界尚存在明显的“唯结果论”倾向。针对上述裁判路径,笔者结合个案对实务界以结果过当机械推定防卫手段明显过当的普遍性做法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该裁判路径下存在陷入“唯结果论”误区,进而淡化“行凶”人身危害性的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修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