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不但意味着国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也可能遭到灭顶之灾,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的时刻,国内思想界的主流也由"五四"时期沉浸于科学和民主的亢奋之中转变为对民族危亡的热切关注.大批学者,不管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己任,并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抗日救国的资源,将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抗战,主张"文化救国","读史救亡"的文化民族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钱穆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抗战时期钱穆治学方向的转变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关注,同时也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反映.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钱穆从古史辩派的诤友变为劲敌,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了古史辩派对上古历史的怀疑,会危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民族文化在他看来是民族之本,若民族文化丧尽,则民族本身亦无前途.所以他提出了以复兴文化来复兴民族的主张,标志了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钱穆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容大致包括:第一,提出温情与敬意的文化民族史观.在钱穆看来,民族争存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争存,抗战救国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救国"、"学术救国".而史学则被他视为复兴文化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只有对本国以往历史有真实的了解,并且在了解的基础上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才能真正对本民族的文化兴发爱惜保护之挚意.第二,突出中国文化的个性.钱穆所要复兴的中国文化,是具有独特精神的中国文化.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文化若昧失了个性,只能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根本无法独立.因此,国史发展的特殊性和个性是钱穆最为注意的地方,也是他处理国史的根本方法.第三,提倡文化发展的"更生之变".钱穆强调中国文化的调整与更新不应来自外部,而应凭借自身文化的机制,主张从民族文化自身内部去寻找文化复兴的道路.第四,批评考据学风,昂扬宋学精神.钱穆昂扬宋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精神,鼓励中国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学术救国"作一番助力.在抗战时期,钱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弘扬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