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在当今数字化驱动的背景下无疑成为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的重要主题。近年来,“互联网+贸易”的驱动和多方政策的支持使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猛。海外仓的兴起更为应对传统跨境物流问题带来了解决方案,成为推进跨境电商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结合当下跨境电商企业现状,资本实力较弱且市场份额较低的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居多,进而选择与第三方海外仓合作成为广大中小跨境电商企业促进自身发展、拓展海外市场的有效战略方式。然而,在跨境供应链中,跨境电商企业和第三方海外仓服务商身处于国际大环境中,双方的交易通常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提前签订服务合同,在合同期内跨境电商企业通过电商平台向境外市场销售商品,第三方海外仓则协同提供相应的综合化物流服务（如仓储、配送、退换货处理等）,合同期满再进行服务货款结算。因而,服务货款的支付存在一定账期且当期满结算采用非本国货币时,决策者不可避免会受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影响,从而在汇兑过程中面临风险损失。据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合计汇兑损失高达100.33亿元,较2019年的1.03亿元,增速迅猛。显然,汇率波动带给企业的风险影响不容小觑。因而考虑汇率波动对跨境电商企业和第三方海外仓决策的影响并探寻有效措施应对汇率波动影响,能为各成员决策行为提供参考依据,更具现实意义。因此,基于当前已有关于跨境电商企业与第三方海外仓的跨境供应链研究中缺乏对其所处跨境环境中汇率波动影响的考虑以及不同权力主导下的决策分析,本文从不同权力主导结构出发探究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对跨境电商企业和第三方海外仓服务商决策行为及整个跨境供应链运作的影响,运用均值方差效用模型来刻画决策者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的规避特征,建立以最大化效用为目标的决策模型,分析分散决策下各主导者对抗汇率波动影响的有效运作决策。同时,进一步结合金融衍生工具,探究采取外汇期货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影响对跨境电商企业、第三方海外仓服务商决策行为以及跨境供应链整体效益的影响,分析外汇期货策略对降低汇率波动影响和提升跨境供应链运作效率的效益体现。首先,结合第三方海外仓和跨境电商企业不同权力主导地位对决策顺序及服务货款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分别构建第三方海外仓为主导者和跨境电商企业为主导者的两类权力结构,在不同权力结构下,考虑采用不同货币进行服务货款结算时的两类情形,即跨境电商企业直接面临汇率波动影响和第三方海外仓服务商直接面临汇率波动影响,分别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通过最优化求解得出最优决策结果,并对比分析不同情形下的决策行为。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影响会对决策者采取行为的积极性产生抑制作用,降低最终收益;不论是由跨境电商企业还是由第三方海外仓服务商直接面临汇率波动的直接影响,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都会供应链中发生传递,进而将影响范围扩大;当由权力主导者承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影响时,其自身的效用会增加,同时整个跨境供应链的效用也得到增加。因而由权力主导者承担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影响能够从运作策略层面提高跨境供应链的运作效率。然后,在不同主导结构下针对各主导者的最优策略行为,引入外汇期货对冲汇率波动影响,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求解采取期货策略时的最优决策,并与无期货情况对比。研究发现:当决策者采取购买外汇期货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影响时,外汇期货策略能够有效地抑制汇率波动风险在跨境供应链中的传递效应,进而隔离掉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对各决策者决策变量及不受汇率波动风险直接作用的决策者效用的影响,从而促进各决策方进行积极的决策行为,使得各方效用均增加,最终跨境供应链整体效用提升。因而,从金融对冲层面采取外汇期货工具能够有效的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