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苏格兰启蒙哲人亚当·斯密的政治哲学。　　什么是亚当·斯密启蒙哲学的内在精神？斯密的启蒙思想如何影响了现代社会与政治，对现代性有何贡献？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问有着何种内在联系？这些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关切。本文认为，亚当·斯密的启蒙哲学开启了一种理解、思考秩序的新方式。“社会”成为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内核:既是道德与法的本原，又是国家治理的对象。“社会”具有自然与历史的双重面向:自然社会代表着自在、超越、永恒的理性秩序;历史社会则是自然社会在时空中的具体呈现，充满着偶然，受命运宰制，并表现“四阶段”的文明进程。“自然”与“历史”在斯密的学说中合而为一:历史承载着自然，而自然则显现为历史。在斯密的道德哲学中，“无偏旁观者”是“社会”逻辑的人格化，是人性中的道德机制，是其自然社会性的体现。透过“无偏旁观者”，人们能够自现实、历史的社会行为中洞见道德秩序的自然要求、自然正义的法则，以及“自然社会”。斯密的伦理学、自然法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均围绕着“无偏旁观者”的概念展开。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社会”是将《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统一起来，支撑起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斯密对社会作出道德、经济和法律的阐释，目的是为了规范国家的行为，为启蒙的君主提供“立法者科学”。社会是“自然秩序”，却需要依靠“普遍道德规范”(general rules of morality)和国家的实定法(positive law)言说自己，通过自然与历史的辩证法证成自身。国家是社会法则的阐释者，是社会法律的执行者;国家在社会的自然与历史辩证法中获得自;的精神和理性。对斯密而言，社会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代表着道德与法律的本原，具有蓬勃的政治生命力;尽管斯密对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诠释为社会学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但它们尚未成为价值中立的、实证的研究对象;就像亚当·斯密虽然被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但他在《国富论》中所阐释的却是“政治科学”( political science)的原理。　　就其本质而言，斯密的“立法者科学”是关于“社会”的哲学。“社会”既是道德与伦理的元秩序，亦为法律与政治的元秩序。“立法者”既要上升，自历史社会中洞悉“自然社会”的规范和“自然正义的法则”;又要下降，结合社会的历史环境，制定“政策的法律”，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文明的稳固。“社会”不仅为道德哲学、自然法理论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亦为商业提供了道德和伦理辩护，并使“家政学”的逻辑扩展到政治实践，“政治经济学”因此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