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认为，这段时间内出现的三个关键词在整体上可以勾勒其变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现代化”和“全球化”。在梳理这三个关键词的过程中，本文认为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渐渐取代了曾经一贯凌驾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标准，且逐渐发达的大众传媒又以催化剂的方式，加剧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无序性。就华文文学的研究而言，两岸三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发展趋势中包涵的诸多文化信息，促使我们不断提升学术追求和文化反思的自觉性。 对于任何一种领域中的生态现状来说，无序只是暂时的，各种因子先天和后天的生存态势必然导致整个区域中的生态向有序状态发展。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始，创作界、评论界和读者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文化革命后，都开始反思并追寻“文学的经典”和“经典的文学”。这种追寻和反思在当下是否已经形成一种期待的结果，现在还难以定论，但至少在形式上已经表现出：逐步抛弃单一的、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标准，回归文学、文化本身，回溯到“入学”本身。当这种标准被提及并付诸实施之后，读者和批评家便“意外”地发现了那些曾经被顽强地排斥在体制外的作家及其作品，如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作家及其作品。 与整个社会生态的发展轨迹一样，文化领域中新标准提及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推倒现时处于强势状态的意识形态的标准，并不断汲取足够的营养来确保自身的成长和壮大。因此，文化领域中这种新标准的提出和实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误读，有些甚至走向极端。就张爱玲现象来说，海外一些华裔批评家的言论便是如此，这其中又以夏志清和王德威等为代表。他们主张以“文学”的标准代替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来观照张爱玲的创作，客观上将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刻意拔高。其实只是以一种他们认同的意识形态标准代替另一种他们所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评价张爱玲的文学地位，这是一种值得商榷的文学态度，对张爱玲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被排斥在体制外的张爱玲，本身也就生活在体制外，无论是现实的生活环境，还是她的创作思绪，都是如此。她的生存状态使得她本人以及她的作品，在读者和批评家那里一直产生那种无法割舍的魅力，那种洋洋洒洒、尽情宣泄的“人”的生存本能和原生态的情感理念。大多数受众在提到张爱玲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华丽”和“苍凉”这一类的词藻。总体看来，精致生活的情调和对文明的忧虑，是张爱玲作为文化符号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批评张爱玲及其作品时，我们应该摒弃主观的偏见，抵制貌似权威的误读，让张爱玲回归张爱玲本身，她不是天使，只是凡尘俗世中的一个女子，顶多只是一奇女子而已。 就本文选择的论述对象来说，我们认为：张爱玲属于那些凤毛麟角的少数派。既然是选择，其理由和标准与20世纪初期在中国大陆兴起的“五四”运动有着必然的关系。“五四”精神构筑和引导了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同时，也形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批评作家创作价值的重要标准。当我们在此时的历史坐标点上，摆脱彼时历史场域的束缚后，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这种“五四”精神在民族非常时期与政治的联姻，造成了对其本身的单向性、强化性、凸现性的片面理解。依赖这种理解，我们会发现“五四”所提倡和滋养的“战斗精神”成了书写文学史和批评、定位作家的惟一标尺；而其精髓中对“人”自身的发现、实践、实现则通常被隐匿在时代“宏大叙事”的背后，这类作家及其作品也自然被忽视，即便是提及也被置于“五四”精神的对立面，如：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及其创作。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是一柄典型的“双刃剑”。一方面，它无情地解构了“文学的经典”和“经典的文学”；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能够清醒地发现究竟什么才是“文学经典”和“经典文学”。也只有在这种历史场域中，我们方可理性地审视、鉴别那些漂离政治、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及其作品。这类作家及其作品通过发现人的局限与时代精神应和，铺写了“五四”文学的阙失，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不灭的生命力。现代已经成形的文学史，其挑选、批评作家及其作品价值的标准完全服从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自然无可厚非。历史的组成并非一成不变，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标准，那些被挑选出来主修代表统治阶层的文学史的人，很快被历史长河湮灭，其挑选的标准也随之消失殆尽；惟一不变的是蕴涵在文化传统中的“人”的光辉。因此，对在20世纪中被置于“五四”精神对面的作家及其作品实事求是、切中肯綮的批评和对这种文学传统的关注，是重新认识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前提。 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将张爱玲尊奉为“祖师奶奶”，并提出了“张派”一说，即在两岸三地有一批作家“私淑”张爱玲，这些作家形成了一种“谱系”式的与张爱玲的类似。其实，张爱玲并非是天生的“祖师奶奶”，她同样师承于前人，文学身份中的张爱玲身上流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她也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学这根藤上的一个瓜而已。这根藤集中地表现为：在“大我”的背景下抒写“小我”，在“庙堂”的威仪前绘画“江湖”的色彩，在“载道”的弦音下传唱“言志”的情怀。因此，在张爱玲前面，至少有着曹雪芹这样的传统文学大师，在她的身后，同样有着苏童、叶兆言、王安忆、白先勇、朱天心等等大大小小的瓜果。这根穿梭于我国久远历史长河中的藤，在20世纪的中国集中表现了如下的特征：首先是思想意义上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其次是主题上明显的市民意识；第三是沉重历史感中的人生凄凉与衰亡；第四是迷茫的人生态度；第五是张派小说的美学特征。本文所要论述的是作为所谓“谱系”中的张爱玲的创作，以及与张爱玲密切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两岸三地的作家之创作。和王德威们有所区别的是，本文不仅要发现他们对张爱玲的传承，更要探究他们对张爱玲式的创作的开拓创新；不仅要考察他们“谱系”式的关联，更要实事求是分析他们非“谱系”式的疏离，以找寻到这种蕴涵着传统的“人”的光辉文学之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