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根本矛盾的转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提出了新思想、新理念、新征程、新要求。绿色发展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战略,是基于我国长期发展道路的历史性经验与教训的深刻认识,是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综合判断,是开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抉择。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全面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的发展战略定位的背景下,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论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内在机理,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体现新时代特征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及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多空间尺度,采用基于CRITIC法赋权的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对不同时空尺度下2005年至2016年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构成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定量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和空间关联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指标层存在的障碍因子作出判断,同时选取多种因素,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依据我国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定位,明确界定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新内涵与绿色发展“五位一体”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对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夯实与拓展;二是构建了既体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定位,又更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且所选用的指标大部分为相对强度指标和结构指标,进而更加科学、全面、客观地评价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三是对长江经济带开展了省域和市域等多空间尺度的研究,通过更小的地域单元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的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城市在影响因素上的区域差异,丰富了绿色发展研究的空间层次;四是依托时间跨度大且详实的数据资料,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指标层进行了分析,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从指标体系外部选取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国际合作、教育发展等5个维度共6个因素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东中西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为不同因素在绿色发展中的影响程度大小与方向提供了新的论据和事实。根据本文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2005年至2016年间,得益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省市间或城市间差距不大,且差距呈缩小态势,在空间上呈现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的“东部沿海省份和城市高、西部地区省份和城市增速快”的特征。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917至0.5281之间,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24:1缩小至1.14:1;市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098至0.5919,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66:1缩小至1.49:1。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无论是省域层面还是市域层面的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绿色政治、绿色文化大致也呈波动提升态势,且基本保持绿色经济和绿色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绿色生态发展水平中等或较高、绿色政治发展水平中等、绿色文化发展水平最低的格局,并在空间上呈现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相似的“东高西快”的特征。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东部地区增速相对较快的局面。五大构成要素空间相对差距呈缩小态势,仅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距,其他差距较小。3.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直辖市、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较高,主要得益于其绿色经济、绿色社会和绿色文化的支撑,但绿色生态和绿色政治两大构成要素并不具备优势。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在各自空间中排名较前,而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绿色社会发展水平和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则相对较弱。同时,中心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对相邻城市的绿色发展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仅在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4.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的障碍因子包括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人均废水排放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共11种障碍因子。市域层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工业SO₂排放量等两大障碍因子,但具体到各省各市略有差异。5.2005年至2016年间,工业化推进和教育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他影响因素的表现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产业高级化、工业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教育发展、工业化、国际合作、金融支持是影响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工业化、产业高级化和教育发展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