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面临转型的时候，一般认为可以采取革命和改良两种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清末，中国的封建主义已走到了尽头，社会正面临着全面转型。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社会制度的转型，这是每一个政治人物必须回答和积极解决的问题。　　近代中国有过两次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社会转型的机会。第一次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1900-1911年间的清末新政，第二次是民国初年的改良运动。在这两次历史机遇面前，宋教仁做出了两次完全不同的选择，即武装革命反满和政治改良建国。　　宋教仁从事革命运动是以反满的民族革命为出发点的。由于满族贵族的特殊地位，他们长期压迫国内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这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1840年以后，清政府被外来侵略势力打得狼狈不堪，进而沦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这严重的侵害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宋教仁利用西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方式，借鉴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满族贵族统治的合法性，并利用所学的西方宪政理论知识和财政学知识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一系列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宋教仁看来，清政府已无药可救，唯有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一个汉族人自己统治的国家，才可能赢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富强。　　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宋教仁坚定不移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反满革命中。1904年他与黄兴等成立华兴会密谋在湖南发动起义，后事泄流亡日本。来到日本后，他参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刊物，同时与黄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共同创建了同盟会，对推动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11年前后，宋教仁为发动革命，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并与谭人凤、陈其美等组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长江流域革命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对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教仁对中华民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但这不能避免辛亥革命失败的命运。革命没能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同时带来了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这是宋教仁没有预料到的。在接下来的政治生涯中，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策略，从革命走向了改良，把争取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开始了组建国民党开展议会斗争的政治道路。　　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虽然因为满清贵族为了保全既得利益而归于失败，但仍然为落后的中国增添了一些清新气息。这给青年宋教仁许多遐想:在一个崭新的国度里，一场成功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宪政改良指日可待。　　宋教仁与许多转型时期的知识青年一样积极学习中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知识。在日本，他系统的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宪政理论知识，还涉猎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最终他把以英国为模板的民主宪政体制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　　宋教仁旅日期间的那段经历对其后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与近代中国极其相似的国家，通过一场短暂的战争，进而开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使得宋教仁相信自己的国家也可以走一条相似的道路。1912年的宋教仁已经变成一个观念上相当西化的政治家，他深刻的领会了民主的本质，相信唯有运用民主的手段，经过长期的制度建设，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建立民主制度。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从革命转向了改良，在民国初年这个历史的岔路口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民主宪政实践。　　宋教仁的民主宪政实践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些胜利只是短暂的、没有根基的。宋教仁被暗杀以后，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失败了。建立民主制度需要许多条件，这包括:1、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中;2、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3、不存在强大的敌对民主的外部势力;等等。显然当时的中国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的失败也就不可难免。　　但是我们的追问并不能就此结束，中国长达百年的民主宪政道路为何如此艰难?为什么许多与我们相似的国家成功的完成了社会的转型，而近代中国却一再错失机会?这原因只有也必须要到中国的传统路径中去找寻。　　诺斯在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以后，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这一解释模型会帮助我们找到宋教仁宪政改良失败的深刻根源。　　中国延续千百年的政治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和世袭的君主制（“政统”）;一是以忠君（忠主）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和以孔孟礼教为代表的社会道德建构（“道统”）。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两条“路径”。　　近代中国，政统已经被打破，但道统却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袁世凯就是皇权被打倒以后，“道统”的土壤培育的另一颗新芽。他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没有新的合法性来源，最终将不可避免的向传统妥协，走向建立皇权的道路。而宋教仁的政治改良运动，就是要把人从封建的依附关系都解脱出来，不自觉的向承载中国几千年的“道统”发起挑战，这极大的触犯了袁世凯的权力基础。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只能暗杀宋教仁。　　孙中山、黄兴等没有实现从革命者向改良者的转变，也没有真正领悟西方民主的精髓和本质。孙中山错误的希望利用传统的力量加强自己的控制力，以一个领袖的身份将民主宪政制度“赐予”人民。在失去了这些变革势力的支持和理解以后，宋教仁的失败更是不可避免。　　社会的转变需要每个个体的参与，也必然影响到每个个体的生活内容。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个人的政治选择是极其微妙的——有时它能极大的推动历史的进程，为并不荣光的历史增添绚丽多彩的篇章;有时它走得太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和群体的认知范围，又不可避免的被历史的惯性压倒，陷入个人的悲剧之中。宋教仁就是这一悲剧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