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创新模型探索了服务创新过程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没有关注服务创新过程的前因以及服务创新过程与绩效间的中介变量。数字创新对创新管理理论和创新过程理论提出了质疑，现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能力和大数据分析能力这两种新兴技术能力会影响创新过程效率，已成为数字创新的研究热点。已往的新产品开发研究认为，战略地位优势是新产品开发过程与绩效间的重要中介，但是在服务创新领域，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却被学者忽视。因此，本研究将新兴技术能力作为服务创新过程的前因，并将竞争优势作为服务创新过程与绩效间的中介扩展了服务创新模型。
　　基于SPP（Source-Position-Performance）框架和服务创新模型，提出“新兴技术能力—服务创新过程—竞争优势—绩效”的理论模型，探究人工智能能力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对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中国632个和美国477个服务创新项目的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理论模型，并探索了中美异同。此外，运用Baron和Kenny及Sobel两种方法检验了服务创新过程和竞争优势的中介作用。
　　实证分析揭示了中美跨国研究的相同之处：第一，人工智能能力和大数据分析能力正向影响服务设计和市场投放的效率。其中，人工智能能力对市场投放效率的影响更大。第二，服务设计和市场投放的效率正向影响可扩展性。其中，市场投放效率的影响更大；服务设计的效率正向影响可保护性，且服务设计效率对可保护性的影响更大。第三，可扩展性对绩效有加速递增的影响。第四，大数据分析能力正向影响可扩展性和可保护性。第五，服务设计和市场投放的效率正向影响绩效。其中，服务设计效率的影响更大。第六，服务创新过程中介了新兴技术能力与绩效间的关系。第七，可扩展性部分中介了服务创新过程与绩效间的关系，可保护性在服务创新过程与平均销售增长率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实证分析揭示了中美跨国差异：第一，在中国，对服务设计效率影响最大的是人工智能能力，在美国则是大数据分析能力。第二，与H4b相反，在中国，市场投放的效率不影响可保护性，在美国则产生正向影响。第三，H5b相反，在中国，可保护性对绩效没有影响，在美国，可保护性对平均销售增长率有加速递增的影响，与平均毛利率呈U型关系。第四，与H6a和H6b相反，人工智能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在中国是不显著的，在美国则产生正向影响。第五，在中国，可保护性部分中介了服务创新过程与平均毛利率间的关系，在美国，可保护性在二者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