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如何形成、其后的制度根源是什么以及政府采取的治理措施效果如何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本文运用了政治、经济、法律、比较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形成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从而力图揭示不良资产形成的过程以及不良资产形成的制度根源。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是在转轨过程中既有制度安排下各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是我国改革的历史成本，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结构性风险的累积。 在引言中，笔者指出了不良资产问题的严重性，并对笔者整体上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思想源流作了说明。 在第一章中，笔者对不良资产进行了概要的介绍和分析，并描述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分布状况以及形成过程，指出了在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第二章中，笔者探讨了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形成之间的关系。笔者首先指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紧密的融资关系。随后，笔者分析了国有企业的亏损，指出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特征，即在不断亏损的同时，不断扩张资产规模。这种行为特征，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预算软约束有关。而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干预，使这种预算软约束转移到信贷领域，从而导致了国有银行不断对亏损国有企业提供融资的局面。在国有企业亏损转化成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笔者分析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活动，指出由于权力划分而导致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地方政府干预国有银行经营的原因之一。此外，笔者还分析了预算软约束的倒逼机制，指出国有企业的集体行动曾迫使银行提供信贷。 在第三章中，笔者分析了由于企业信用问题和债务软约束导致了银企关系的困境。笔者指出了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法律制度对银企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以债权人主导的银企关系。 在第四章中，笔者从信贷规模控制和信托投资公司发展与整顿两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周期波动对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笔者分析了我国经济中不断出现的投资扩张——通货膨胀——治理整顿周期，指出这种经济周期波动源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内在的投资扩张冲动。在这种投资扩张冲动下，我国经济中就不断出现投资扩张——通货膨胀——治理整顿的经济周期。在这一周期中，国有银行的资金不断投入到高风险领域，并在政府的治理整顿中被套牢，形成不良资产。笔者认为，企业所有权安排下的内部人寻租活动以及政府融资权力分配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社会资金资源的争夺，是这一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根源。 在第五章中，笔者阐述了国有银行治理中的问题，并对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内控失效与败德问题进行了案例分析。笔者指出，国有银行治理中产生的问题与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不良资产的形成与处孟国有银行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改革路径有关。国家所有和“放权让利”的改革模式造成了分支机构和内部人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而引发了波涛汹涌的窃取银行资金的活动。此外，笔者分析了国有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公共管制和政府干预，指出了上述问题的所有权基础。对于政府实施的广泛而严格的公共管制，笔者认为这是政府作为所有人遏制国有银行内部人控制的无奈选择。 在第六章中，笔者总结了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制度根源，分析了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政府权力分配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指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既有制度安排下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活动的结果。 在第七章中，笔者总结了政府对不良资产问题所采取的注资、剥离、债转股等一系列治理措施，指出了上述措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第八章中，笔者对治理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论。笔者指出，在没有改变既有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导致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博弈格局仍然存在，因此，上述治理措施不能根本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笔者对学者们的改革建议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这些改革措施的有限性。 最后，笔者对不良资产的形成和处置进行了总结，指出不良资产形成的根源在于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政府权力分配之下围绕国有资产和社会资金资源形成的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在这一博弈中，各利益群体都根据自身利益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将利益留给本身，而将最终结果—不良资产留给了全社会。笔者认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必须改变既有的制度安排，打破不良资产形成的制度结构，改变目前的博弈格局，停止围绕国有资产和社会资金资源的各种利益输送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