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经历了经济重建的德国社会,一度压抑对罪责问题的个人反思。公共话语自上而下进入到对罪责问题的不反思中。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回归内心、保持沉默之后,战后德国小说家以恢复民族乃至人性良知为己任,对罪责问题进行不懈的追问。相对于宗教、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曲高和寡的讨论,罪责问题更多是借助优秀的文学作品,得到广泛的彰显和深入的揭示。小说这一庞杂琐碎而不失宏大主题的叙事体裁,对表现罪责问题的复杂和多重性十分适合。本文以三部富有影响力的战后德语小说为例,研究战后德国社会如何对纳粹罪责以及对战后不同阶段的具体罪责话语进行再反思。　　本文选取的三个文本《铁皮鼓》、《德语课》、《朗读者》分别诞生于战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当时社会围绕罪责问题展开的思想冲撞和情感负荷,不仅具有直观再现,更能引发读者自觉反观自身,在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自身之间铺设桥梁。三位作家(格拉斯、伦茨、施林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代人,然而其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至少突出罪责话语的某一个具体议题,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衔接——他们都以各自的角度表现了无力哀悼的现象和克服过去的艰难,以不断的设问推进叙事和反思。三部小说都从微缩的个人体验出发,故事均发端于主人公的青春期,都采用由下而上的视角展开回忆,罪责问题对人物身份建构具有坐标意义。小说的主人公多是小市民阶层或历史上的小角色,人物塑造既饱含个性化色彩,又浓缩体现了德国大众的社会性格。尽管三个文本所反映的罪责问题各有侧重,但都以道德反思为主,紧扣德国政治现实中的罪责话语:格拉斯通过表现小市民社会这个一直被漠视的群体,为纳粹去魔;荒诞与含混的叙事手法,在伦茨那里被明确的批判视角和反叛情绪所取代,为之后的大规模父子冲突开了思想先河;而施林克这个六八一代,又以双重反思模糊了非黑即白的罪责话语,并将重心移至纳粹后代的历史责任上来。并非每部小说都能就罪责问题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通过考察德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罪责话语,揭示人性的亏损和社会启蒙的盲点。因此,三部小说的结局与其说是悲观的,毋宁说是警世型的、寓言式的。　　本论文在文本分析和论述过程中,采用跨学科的思考模式,借鉴与罪责话语相关的理论和著述。在引荐理论方面,论文重视的不仅仅是前人的成果,也特别注重这些成果得出的方式方法、时代背景以及研究者本人后来的修正和反思。论文既包含对战后文学反思特征的总结,同时也就辩罪、赎罪在当今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提出辩证的思考方案,为沟通历史与未来建设一道新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