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人类精神最亲密的物化形式，艺术史不仅是艺术的历史，更是一个民族的观念史、心灵史和文化精神史。艺术史研究的宗旨在于揭示人类精神层面对艺术活动的特殊追求及其内在规律，因此，建构艺术史就不应仅仅是单项度地对历史遗留的视觉存在物的考察，而应更深入地从历史、文化的框架中，重现广阔的人类生活中的艺术活动与艺术观念，梳理人类艺术存在的本性、发展与规律。　　 本论文借鉴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截取了从蒙古建国到元顺帝至正(1206-1341)这一历史阶段，试图对元代艺术观念做出梳理和阐释，探索元代艺术观念与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的三维互动，挖掘元代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因和潜在规律，进而确定元代的艺术观念在整个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意义。　　 艺术观念更接近于一种广义的艺术概念，它包含着人们对艺术本质、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功能等的认识，是人们的世界观在看待艺术问题上的反映。艺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环境中，受到不同文化系统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于艺术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人们对于艺术的观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蒙古帝国的入主中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掌握全国政权。蒙古帝国以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精神为主，在统一南北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得传统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和生存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造就了有元一代文人士子精神与心境的独特内涵。元代特殊的历史现实与文人心态，凝定了元代艺术活动与艺术观念的时代特性，也推动了中国艺术与艺术观念的发展演变。　　 就艺术本质观念而言，元人在秉承“抒情言志”这一中国传统艺术本质观的基础上，更赋予这一观念新的时代特质。元代艺术家们不仅将情感提升为超脱政治教化与功利束缚的独立的艺术本体，肯定了情感的个体性，更对情感的普遍意义予以格外重视，盛赞了普通民众的天资与才情，肯定了日常生活世俗情感的合理性，突出了情感的日常生活化特征，彰显着启蒙思潮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和情感解放的呼吁。　　 就艺术创作观念而言，元人突破了中国古代儒道传统的艺术创作观念“游而不戏”的审美指向，使艺术创作摆脱了塑造仁人君子和体会宇宙大化的形而上追求与儒道理想的清规戒律，将艺术活动全面展开为任情适兴的自由游戏，使其成为一种超越法度、不求形似、独抒性灵的笔墨游戏。元人揭橥“翰墨游戏”的艺术创作观念，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开启了中国艺术的“写意”时代，更在观念层面张扬了自我与人性的存在，赋予有元一代的艺术活动鲜明的人生情怀与近世气息。　　 就功能观念而言，元代艺术家们更多强调艺术活动愉悦性情的审美功能。蒙古贵族崇尚世俗娱乐的文化倾向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艺术对政治教化功能的偏离，元代特殊的历史境遇更消解了汉族文人兼容官僚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得以从政治生活中彻底解放出来，他们从事艺术活动不再以政治教化为主要目的，赋予了艺术活动怡悦性情的审美功能以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身处多重困境的元代文人在艺术活动中纵情怡悦，适慰平生，通过自由娱戏的艺术活动张扬个性、品味人生，推动了中国艺术由政治教化功能向娱乐功能的全面演进，更赋予了中国艺术回归现世、走向近古的时代契机。　　 举扬“诗本性情”的艺术本质观念、“游戏翰墨”的艺术创作观念和“琴书悦性情”的艺术功能观念，元人实现了中国古代的艺术活动与艺术观念从技术到艺术、从实用到娱戏的转变，从讲求法度到游刃法度、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也在古典主义美学范围内将审美的视线由和谐美好转向了世俗丑怪，审美发展为审丑，实现了从雅俗分流到俗融合的审美转向，呈示出中国古代艺术观念向近古的演进。　　 梳理和阐释艺术史是每个时代艺术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历史的阐释是没有终点的，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尺度来观察历史和重新了解历史，这样，对于艺术史的研究也需要找到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关联，这也是我们接近历史和延续历史、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方法之一。在当今这样一个诸种艺术观念风起云涌的时代，梳理和阐释历史上存在着的艺术观念既可以呈现出一种极具个性特征的民族艺术现象，相对于当代而言，也可以使中国艺术史学的生态结构更为丰富而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