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多年来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生态环境负面效应日渐凸显。环境污染治理日益成为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居民健康生活的重要任务。研究长三角环境污染治理机制,探寻污染物的产生传输机理与综合治理策略,是长三角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长三角环境污染和治理现状,基于污染物的产生源头和跨界传输两个视角,分别构建长三角环境污染的源头控制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首先建立由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产业演进、能源优化构成的污染物源头控制机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上海、江苏、浙江的污染物减排效应,选取污染物源头控制的最佳路径；然后,在评述长三角跨界污染治理效果的基础上提出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别建立长三角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合作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和策略选择,探究影响合作治污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在污染物源头控制方面,上海防治污染效果最佳的是“技术进步—产业演进—污染物减排”的间接路径,江苏和浙江控制污染最显著的是“能源优化—污染物减排”的直接路径。在跨区域联防联控方面,地方政府履行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协议的概率与污染物减排目标、环境污染损失、联防联控协议违约金和中央政府惩罚力度成正比,与治污经济成本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