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察机关立法实践先行之背景下,监察法规制定权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在立法主体、规范属性、作用范围呈现出的独特性,确证了既有立法体制的不断创新。基于立法秩序的维护、监察权损益性的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等三重理由,需要从宪法层面对监察法规制定权进行监督。根据监察法规制定权内含的立法权、监察权、执政权三种属性,对监察法规制定权进行监督存在着不同理路;但是,监督效能之不足以及权力失序之可能,使得依据监察法规制定权属性的监督进路存在局限。在此背景下,宪法规制理论能够为文章确立合适的框架:其一,跳出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属性窠臼,直接设定监察法规制定权的相应目标,从而确立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应然状态;其二,为使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应然状态能够实现,依据可用的监督主体来建构相应的规制路径。由此,能够生发出监察法规制定权“目标设定”与“路径建构”的二元命题。循此逻辑,监察法规制定权的监督须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目标设定”意在为监察法规制定权的监督提供相应的参考基准。具体而言,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制定内容分别从三个层面确证了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评判依据:监察法规的制定主体需要具备适格性、制定程序需要具备正当性、制定内容需要具备适当性。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是该目标的形式方面,制定内容是该目标的实质方面,二者从不同角度明确了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应然状态,进而使监察法规制定权的监督具有相应的参考基准。另一方面,“路径建构”意在为监察法规制定权的监督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此处需从规范体系、权力机关、执政党、监察机关四个规制主体展开,以形成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全面规制路径。具体而言,宪法、上位国家法律、上位党内法规的完善是规范体系的规制路径;备案审查、专项工作报告是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制路径;党中央专门机构审查以及与最高权力机关的衔接是执政党的规制路径;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内部审查是自我规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