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司法裁判中,法官不可避免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准确地解释法律是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公正裁判的前提保障。然而,在制度方面,根据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情况,法律解释权力配置给了相应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法律规定中的司法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享有,其中审判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对于法官是否有针对个案的法律解释权,我国并没有通过正式法律授予。立法与现实的矛盾原因,归纳起来就是担心明确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会造成权力的扩大和肆意,无法约束。但是不去明确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反而是让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处于放任状态。确立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不仅是赋予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的合法性权力来源,也是为了明确地对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进行规制。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的必要性,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需要,去通过立法确立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并对其予以限制和监督。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法官在个案中进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使然。由于法律语言文字的抽象模糊性,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法律解释,将抽象模糊的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对接;法律不是完美无缺的,法律存在漏洞,需要法官对漏洞进行填补;社会生活也是复杂和变化的,由于法律的抽象模糊以及滞后性,需要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以适应社会的复杂情况与发展变化;法官在进行案件裁判时,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通过法官个案法律解释,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效果的考量,从而实现社会效果。第二,法官的职业要求。法官不能拒绝裁判,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前提,这是法官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职责要求;确立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是提升法官办案效率的职业需要;通过确立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让法官在权力范围内能够独立行使解释法律的权力,这是我国法官职业独立性发展的需要。第三,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的确立对于加强和规范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的确立有利于提高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的能动性,是解决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需要;也是为了进一步明确规范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活动,是解决法官在进行个案法律解释中过度释法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强化和规范法律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是解决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不释法或释法不充分的需要。针对我国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的缺位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予以确立,将审判解释权分配给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法院的法官,可以在《立法法》或《人民法院组织法》中予以确立并作出区分,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作出普遍约束力的统一司法解释,对于具体个案中的法律解释权赋予各级法院中负责具体个案的法官,这不仅与现行的法律解释权配置体制不冲突,也解决了审判解释权统一于最高法的弊端。另一方面,对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的行使进行限制和监督,这种限制和监督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法律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规则的限制;充分发挥司法程序上的制度限制;法官个人的自我规范和约束;法官释法思维的培养;以《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