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财产品在发展的十几年中,历经数次监管升级及创新,然而其“资金池+刚性兑付+高预期收益”的运作形式却使其能在历次监管中逆风而上,其年度存续余额也由2008年1300亿扩张到2017年近30万亿之巨,其中表外理财的规模占比高达75%。且银行业多次出现的“刚性兑付”事件和不良资产通过理财产品“出表”的行为,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理财产品的膨胀对银行业的风险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银行作为流动性转换与创造的存在,可以将缺少流动性的资产与具备较高流动性的负债进行期限转换,以此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然而相对应的,全体社会的流动性冲击也将在银行体系内积聚。此外,为规避日益更新的监管政策,银行大规模地在资产负债表外,通过贷款承诺或类似的声明获取流动性资金,再借此进行放贷或投资,由此使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得以增加。其中,银行理财作为金融创新的产品之一,为银行获取了大量的资金。然而直至目前,国内学术界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风险影响为主的研究尚还较为缺乏,在研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水平时,也较少关注理财产品对其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创新地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膨胀现象与其流动性创造结合起来,首先探讨了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两者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变化。进一步地,研究了自2012年引入的杠杆率监管政策分别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与流动性创造的影响,以及两者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约束作用。通过2008-2016年间139家商业银行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和系统广义矩方法为主,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随着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资产比值的提升,银行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会随之积聚上升。广义货币M2增长率的上升也将显著增加发行理财产品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说明当下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流动性的通道受阻,与此同时,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助推更多的流动性转而通往资本市场,资金的流入又持续推动着金融资产价格稳定增长,反观实体经济却时有融资不足,国内经济面临较高的下行压力和行业风险。第二,在分样本研究下,当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较低时,其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为负向,反之则为正向。银行在面对较低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时,系统性风险对银行表外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比和流动性创造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面临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较高时,这种影响不显著,且其回归系数的值也有较明显下降。说明当银行面临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越大,其经营行为将更加谨慎,表外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比经由流动性创造对系统性风险的增加作用越小。第三,表外理财产品规模占比的提升会促使银行增加流动性创造,并因此使得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占比经由流动性创造对系统性风险的增加作用越小。说明规模较大的银行由于扩大贷款规模受到的约束较小,其会减少通过理财产品等渠道从事过高风险行为的动机。此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上升则有效抵消了银行经由理财产品创造流动性时积累风险的现象。第四,银行杠杆率的上升会导致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下降,而理财产品规模上升对系统性风险的正向影响要低于银行杠杆率的上升对系统性风险的负向影响,即随着银行杠杆率的提升,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将越小。这说明杠杆率监管的引入可以使得未达监管要求的银行提高其杠杆率水平,且对其中表外理财增长越快、产品创新能力越强的银行具有较明显的管束。第五,商业银行杠杆率和流动性创造各自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也为负向,但是两者的交互项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却为正向。此外,银行杠杆率的上升,会轻微地增加理财产品与流动性创造对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效应。说明为控制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不仅要使银行杠杆率在合理的范围内,也要管理好银行表外理财规模的增长速度和资金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