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衡派”中坚人物,柳诒徵是二十世纪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史学家。柳诒徵史学呈现出“变”与“不变”相交织的特点:其治史领域随时代需求而“变”,由商业史、教育史、世界史进而文化史、史学思想;而其强烈的现实关照、民本思想、人文精神贯穿治史历程之中,即民族本位文化史观一以贯之,此乃“不变”。柳诒徵治史历程可分为前、中、晚三期。1902—1920年为前期,这一时期柳诒徵治史受日本影响:《历代史略》《中国商业史》《史学研究法》以及西洋史和亚洲史之讲义主要取法日本;其民族本位文化史观在《中国教育史》《史学研究法》中已有体现,如将尊周尊孔、史学与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融入其中。1920—1943年为柳诒徵治史的中期,这一阶段其接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民族本位文化史观得以确立:《中国文化史》以强烈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凸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史学概论》《谈治史方法——河南大学演讲集》批判古史辨运动疑古过甚、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1943—1956年是柳诒徵治史的晚期,此阶段柳诒徵坚定地护持中国传统史学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史要义》深入阐释中国传统史学内在机理与基本特质,标志着柳诒徵民族本位文化史观的成熟;《人民生活史》运用唯物史观、《奴隶史》关注奴隶问题,成为柳诒徵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志。综合而言,柳诒徵治史的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思想文化,故重在立足传统阐发旧史,凸显出“以中释中”的特点;同时身处西学东渐之时,柳诒徵思想深处亦有强烈的中西比较意识,其治史历程总是或隐或现地以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观照、阐释旧学。由此看来,柳诒徵的民族本位文化史观非但不保守,甚或有开放、包容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