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儒家而言,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成就理想人格即圣人。圣人人格的完善过程便以仁为核心在忠、孝、义、礼等多重维度下展开并实现,先秦儒家称其为“成仁”。仁的生发依据在己不在人,由内不由外,人性论成为贯通先秦儒家成仁理路的逻辑起点,从孔子性近习远说到思孟一派对主体心性道德属性的重视,至孟子明确对性善论进行先验预设,再至荀子发掘人心有欲的自然属性与主体成就自身与社会价值的道德追求之间的逻辑关联,或者重视现实效果或者强调主体行为动机,从而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倾向。先秦儒家对士阶层的主体人格设定是君子圣贤,孝与礼成为家族与社会等空间场域中在情感与理性不同价值维度上的界定标准。先秦儒家重视孝亲与丧礼及其背后衍生出对生命的感恩与敬畏之情,建构儒学价值体系以孝亲伦理作为情感依托,进一步落实到其他生活经验层面,主体价值的实现还需要依靠礼并在其约束下进行。从个人、家族、国家的不同主体界定到修身、齐家与治国的内容规定,从个人私德与社会公德的功能范围到伦理道德与制度规范的形式转化,礼一直作为纲领性观念在儒家思想中架构起仁义理想,落实到具体行为实践中发挥规范与教化功能。忠与恕作为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体现于先秦儒家“成仁”过程中,仁人义士面对生命与道义、公义与私利的选择一向坚守假利求义的价值立场与人格信仰。相对于利以养小体的工具性质,先秦儒家坚持主体高扬道义以全大体,无论何时义都作为值得追求的绝对价值存在。天人关系一向是先秦儒家追溯价值根据与评判是非的价值准衡。《易传》重新界定“天”的价值和义理,以天道作为人事推衍的价值本体,使先秦儒家道德原则与人格建构的价值本体得以确立。《中庸》以主体之性乃天之所命为逻辑前提,为先秦儒家价值体系确立心性本体,中道价值取向也使主体内在超越人格逐渐形成。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具有理念的完满性与事实的历史性。君子人格作为先秦儒家为士阶层设定的理想人格典范,其自身的理念完满性不容置疑。然而,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理想典范绝非等同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存在,君子人格理想典型的历史事实则表现为在中国历史各个阶段中存在的无数具体个人不同类型的主体实现形式以及主体性的不同实现水平。当价值理想落实在现实层面,先秦儒家将平天下纳入自身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使其成为主体自身完善圣人人格的价值导向。就文明教化而言,先秦儒家教化所至的天下是一种价值信念与道德理想,“平天下”必然使文明教化力量泽被四方。然而,儒家平治天下更多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义担当,一种坚持下去的必然信念与必须去完成的使命感。在终极关怀层面,儒家仁学作为主体精神境界的道义理想,在促进主体为学进德修业、提升人生境界、完善道德人格方面自有其应然价值。仁学理想的终极性与超越性决定了理想本身的至高位置,与具体现实的悬空差距又使其难能与现实相妥协。伴随历史的演进,先秦儒家价值体系亦随之呈现相应历史性演变。西汉董仲舒以“大一统”思想面貌使儒学登上历史舞台,董仲舒继承并改造先秦儒家价值体系的内涵,以天人之学为核心,以神学化形式为特征,以道统范导政统为目的,将先秦儒家的仁义德圣价值理念进行承继、整合、再造、落实于指导现实政治运行过程。汉武帝时期,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得以确立,这确实使儒家遇到了一直以来追求得君行道的理想实现机会,成百上千的儒者在限制皇权滥用、辅成王道、广施仁政、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成为成就文明教化之功的立身行道者。宋明理学基于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内核的传统继承,理学与心学分别从成德工夫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从而在各自思维模式下对儒家价值体系给予不同角度与立场的系统论证。从宇宙生成到哲学本体,从修养工夫到精神境界,从道德理性思辨到伦理社会实践,意在为价值主体的道德、政治、社会活动确立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儒家思想倾向于对主体个人的人格教育,主体个人完善人格并非囿于自身,而是需要向外展开,不仅为自身定位存在价值,而且对人与己、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等之间关系内存审慎敬畏之心。这种价值信仰作为纯粹理念存在于每一位国人心中,即使现在甚至将来无法完全实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性慰藉力量却始终产生作用。对于个人或者国家,无论何时理想都不能缺位,信仰缺乏、价值观迷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小到个人庸碌精神颓废,大到整个民族陷入平庸状态对未来失去信心与希望。当下国人以世俗化成功衡量人的价值,而成功的界定标准又框限于位高与多金,追名逐利成为当下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人被矮化为工具性存在,为达到名与利的目的不惜甘屈役使,惶然不知道义与理想为何物。有鉴于此,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理念恰恰为当下中国人返璞归真提供价值指向,而先秦儒家价值体系则理应成为令中国人真正服膺的源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