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当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后，按照主流货币理论制定的反“通货紧缩”政策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弗里德曼断言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而根据剑桥方程式价格又是由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的。因此价格下降的直接推论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这与货币当局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初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现象使得货币经济学中另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即“货币是如何投入经济的，或者说货币是怎样被创造又是怎样消失的？……货币数量是应该由中央银行之类的机构外生地决定且保持不变，还是更应该被视为一个内生变量，随着金融机构信用的扩张或收缩而改变其数量？”　　在主流经济学中，无论是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还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货币供给都是由货币当局外生给定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要改变货币数量，则只要公开市场政策或类似办法便可办到，故已在大多数政府掌握之中。”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是另一个典型的外生货币供给论者，弗里德曼在其与施瓦茨(Friedman, M.and Schwartz,J.)合著的《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中阐明了外生货币供给的观点，“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高能货币总量的任何增长都将导致货币存量的同比例增长。”　　本文认为货币供给过程是由货币当局、家庭、厂商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和完成的。家庭、厂商和金融机构的最优化行为会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不同于货币当局意愿的货币供给量，而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在本文中我们把影响货币供给及其流通速度的市场主体（包括家庭、厂商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和特征称为“货币供给过程中的内生性因素”。这些内生性因素在某些时候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的效果而在另外一些环境下还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生阻塞。真实的货币供给过程既不同于某些理论所认为的货币完全是“内生决定”的，也绝非象“外生货币”所认为的完全由货币当局控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研究中国货币供给过程中的内生性因素既可以弥补现有货币供给理论的不足，又可以为货币政策的实践提供参考。　　本文从家庭、厂商和金融机构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货币供给及其流通速度的“内生性因素”。这些“内生性因素”有一些是完全基于市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有一些又与中国特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这也体现了本文在研究上理论结合现实的特点。结合中国利率还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居民缺少分散通货膨胀风险手段的现实，本文在第四章中研究了居民的资产选择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则起到了放大或抑制的作用。第五章结合中国商业银行准备金利率政策调整分析了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第六章则分析了厂商资产负债状况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属于“债务通缩”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货币供给过程中的“内生性因素”对货币供给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1998年到2003年中国通货紧缩时期得到了充分得体现。“内生性因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必将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加强，本文的研究也仅仅是个开始。未来的研究除了要在理论模型上进一步加强外，还应该将开放因素引入研究的范围，进一步丰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