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棉花作为一种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涉棉产业各个环节的核心利益。为保障棉花供给,促进农户增收,中国自2002年以来陆续推出了农业税减免、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目标价格等措施,基本形成了市场价格支持、直接支付、一般服务性支持相结合,兼顾农户收入和产业安全的棉花补贴政策体系。那么现行的棉花补贴政策实现了政策目标吗?能够在多大程度影响农户的植棉行为?对于刺激棉花生产和增加农户植棉收益的效果如何?如果还存在不足的话,具体原因是什么,该如何改进?因此,对棉花补贴的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了对当前的棉花补贴政策体系做出科学的评价,本文从研究中国棉花补贴政策的演变历程开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补贴政策的宏观效果进行了再确认,然后从理论及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棉花补贴对农户收入和棉花生产的影响,分析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传导路径,并借鉴发达棉花补贴政策的成功经验和现行棉花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善和发挥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对已有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对理论和文献的梳理,归纳本领域的研究范式,吸收已有文献所开发的一些分析方法和技巧,指出其在理论假设、数据采集、变量选取以及计量分析中的不足,为本文研究框架的构架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棉花补贴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现状。对建国以来我国的棉花政策进行了解读划分,给出我国当前棉花补贴政策的出台背景、目标和具体内容,并结合现状初步分析我国棉花补贴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三,棉花补贴政策的OECD方法测度和宏观效果评估。采取OECD政策分类标准和指标对棉花补贴政策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方法评估棉花补贴的宏观政策效应。第四,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制约因素和微观验证。本章承担理论和实证基础的功能,利用农户行为模型研究棉花补贴影响农户行为的微观路径,找出制约补贴政策效应发挥的制约因素(中介变量),然后根据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进行验证。第五,结论与政策建议。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简要概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国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结果表明:1.在棉花购销体系完全放开之前,中国棉花支持总量在大多数年份为负值且增长缓慢,此时对棉花的补贴主要体现在一般服务性支持上,1979-2001年的转移总额也仅为224.9亿元。2001年以后中国棉花支持总量增长迅速,对棉花产出和价格的扭曲作用也日益明显。从支持结构上看,市场价格支持占比较大。2.从理论上来说,市场价格支持、脱钩补贴、挂钩补贴和一般服务性支持对于植棉农户增收、棉花增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若以保供给为政策目标,那么按照政策效果来排序,可选的政策工具依次为市场价格支持、挂钩补贴、脱钩补贴和一般服务性支持;若以农户增收为目标,则应依次选择脱钩补贴、挂钩补贴与市场价格支持和一般服务性支持。3.从实证结果来看,不同类型的补贴政策在农户增收、棉花增产上的作用和强度却并不一致。挂钩补贴与棉花产出和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相对而言,市场价格支持对于促进棉花生产、调动农民植棉积极性的作用最直接、效果也最为显著。脱钩补贴对于增加植棉农户收益的效果较为明显,但对于棉花生产却没有什么激励作用。一般服务性支持对于棉花产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明显,效果相对适中。4.棉花补贴政策对产出和农户收益的影响通过生产技术、边际报酬率、市场价格以及风险偏好等四个中介变量来实现,这些变量中介效应的大小决定了棉花补贴政策的效应是否显著。5.土地的产出弹性远大于其他要素,脱钩补贴能刺激农户扩大要素投入,但由此土地的供给相对固定,使得脱钩补贴的产出效应并不明显;棉花生产具有规模报酬,因此收入效应较为明显。当棉花的要素规模扩张程度大于1时,一般服务性支持所引起的生产技术进步会使棉花产出和农户收益同时增加。棉花价格上升能够有效刺激农户扩大棉花生产;棉花供给的要素价格弹性较低,当投入等量的市场价格支持和挂钩补贴资金时,前者对棉花产出的刺激要明显强于后者。由于补贴力度偏低,挂钩补贴对产出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化肥和机械的边际报酬率大于1,种子等其它要素的边际报酬率小于1,导致农机购置补贴和两种补贴的收入效应相互抵消,因而挂钩补贴的总收入效应并不明显。要素价格上升会导致产出的边际报酬率下降,市场价格支持要与要素价格管控搭配使用才能将收入效应发挥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