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种以“公民”为主体、以“养成公民保护生态自觉性”为目的的新型生态治理模式。这种新型方案通过培养“自下而上”的公民生态道德自觉性来应对以往“由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公众保护生态模式,这一过程的完成须经认知、规范和实践三条进路才可能达成:认知进路为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思想觉悟”,规范进路使得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有理可依,而实践进路则从内外两个层面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具体策略,三条路径缺一不可。本文内容由绪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是对论文的选题、主旨、框架、创新点等所做的详细说明。基于对国内外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现状的分析与梳理,更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政府管理及环境保护领域,从哲学或伦理学角度分析的研究不多。本文以“公民”主体为立足点,从哲学角度透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觉的”生态道德养成模式,这是关于生态问题的一种价值观或认知上的新诠释。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分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基础包括公民身份理论、道德自觉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它们分别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的主体、认知、实践、目标(生态目标与道德养成目标)支撑;现实基础则源于文艺复兴之后主体性的复归以及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加剧。而整个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历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分别是“顺天而行”的朴素直觉生态阶段、以“主体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的主客二分生态阶段、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双向关系生态阶段,这是一个从直观到理性、从独断到相互的生态进化过程。第二章阐释的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公民与生态公民、道德与道德养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与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等概念的辨析,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场以“生态公民”为主体、以“生态觉悟”为核心、以“道德养成”为目标、存在于生态领域的一场人类思维模式改革,其特征是多元性、引导性和实践性,其实质是将生态保护阵地由“政府”转至“公民”、由“强制主导”转为“自觉维护”。这种对公民主体自觉性的强调确保了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存续价值,但是这种自觉性道德养成的困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分别体现在认知、规范和实践领域,具体指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引出的价值认知困境、由“道德能否习得或何以习得”造成的规范引导困境和由“公民与自然沟通的不搭界问题”导致的实践操作困境。第三章是从认知角度探究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作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第一困境,认知困境是公民主体“自主、自觉”发生形态的根源所在。从历史来看,要促进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仅仅依赖科技的发展是不够的,解除对主体的束缚、发掘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才是应对生态治理的根本思路。当整个世界都在催促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时,“觉悟”便成为了每个公民最重要的一种认知能力,其中“思考性觉悟”、“学习性觉悟”和“实践性觉悟”在切入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困境、规范困境和实践困境方面意义重大,而由此引申出的“和谐觉悟”、“过程觉悟”和“递进觉悟”分别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总体目标、内在心态和信心表征,这些内容的综合便是公民与生态和谐相处的道德标杆——“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第四章从规范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觉悟”仅仅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钥匙,若要使得公民生态道德逐步成型,为公民设定具体的规范与方案是必须更是必要的。但问题是,生态公民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故针对不同群体也要有不同的道德养成方案。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可以看出,公民大体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类生态观,而前者又可分为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生态观,后者则包括无差别利他主义与有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而这四种在养成难以度上也有不同。故此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合理利己”、“他者不伤害”和“多思慎行”三立场出发,分别可为上述四种生态公民设定一套“公民生态道德递进养成步骤”方案,即当公民在与生态交往初期应当具有“生态警觉”规范,当公民与生态无利益冲突时公民应当保持一种“不伤害原则”,而当公民与生态发生利益冲突时则应当持有一种“多为他者着想”的心态,直至最后养成“无私为他”的最高公民生态道德标准。第五章从实践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马克思在分析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时曾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实践异化”才促使人类生态急剧恶化;而旧有的生态治理路径多采取的是政府强制管理与教育措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人类平等性意识的增强,人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也愈加强烈,而这种追求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正是这些主体愿望的不断萌发使得“己(内在自主追求)+他(外在引导式教育)”辩证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从己出发”的内在路径源于“公民主体与生态客体无法通约”问题,正是这一问题使得公民无法直观体会到生态之悲、之苦,它是公民与生态难以和谐相处的内在困境,而“移情”可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策略,其作用集中体现在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具同情之心;“从他出发”的外在路径指的是除己之外可以影响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其他措施,具体包括作为“引导者”的政府、作为“推进者”的学校、作为“扶持与监督者”的社会和作为“熏陶者”的家庭,他们分别采取法规约束、语言引导、身教熏陶、网络宣传和反复操作这五种方式对公民进行生态知识以及生态技能的训练,从而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加顺畅,最终促使全面自由发展式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结语部分主要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一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二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化与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