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流产业的三十年发展之路，是整个行业从空白走向现代化社会经济大舞台的坎坷之路。作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的支柱型服务型战略型产业，虽然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扶持产业发展，但是无论从产业发展总量、对GDP的贡献率还是产业综合竞争力等方面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也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对物流产业发展的需求。面对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建设任务以及目标，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产业自身发展层面，政府都需要对自身作用和市场作用边界进行再定位，选择符合物流产业发展需求的作用形式，建立起一个系统的产业理论体系作指导，以推动物流产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为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建设贡献产业力量。　　本文以政府作用为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政府作用方式、工具选择及行为主体三个维度建立起立体化的分析框架，立足中国市场经济及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从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入探究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当代物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边界及职能划分，明确政府应在具有战略性地位的特定产业特定发展阶段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政策工具作为政府作用的输出机制，是本文研究分析的第二个维度，从产业政策产出的角度考察政府在物流产业发展中政策工具选择的变迁。物流市场中行为主体多元，政府如何充分调动多元市场主体的力量，这成为研究的第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的分析，互为支撑，围绕政府在物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搭建起整篇论文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首先立足于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物流”这一概念首次引入我国是在1978年，中央部委相关人员去日本考察初次接触现代化的物流产业，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市场化程度不高，现代物流的进化之路并不顺畅，甚至可以说，产业发展滞后于市场经济对物流产业服务能力的需求。从1993年开始，到200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提速，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物流业逐渐摆脱夫妻店、散乱差的行业形象。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WTO，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宏观经济环境转变带来的巨大的发展机遇，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打开了通往现代化的大门。与此同时，大量的外资物流企业以及物流巨头涌入了中国刚刚开放的物流市场。这不仅带来了市场冲击力、市场活力，更带来了一些先进的发展经验及发展模式，国内物流产业开始实现跨越式发展。同一时期，国家相继出台引导性政策，2001年也被称之为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元年。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将物流视为一个独立产业纳入规划，提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义，并明确了其产业地位。2009年，物流业被国家正式列入了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2010之后，政府在推动物流产业发展方面更是动作频出，产业政策密集出台，政府大力支持物流产业发展的局面显现。但是物流产业发展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政府作用形式单一，与市场作用机制的界定仍然不清晰，政策选择单一，强制类的政策较多，市场行为主体间关系分散，缺乏合作发展的理念，如何突破这些问题的桎梏，真正发挥政府在物流产业中的主导性地位，使物流产业的发展不再滞后于其应当承担起的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并且与人民群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高质量的物流服务相匹配，①这是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的实践性所在。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量化分析法等。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归纳整理，为考察中国物流产业发展中政府作用方式、政策工具选择、行为主体变迁的历史事实和现状提供了客观依据，为本研究充实了立论基础。按照政策工具选择理论，对2006年至2016年十一年间的政府主导制定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统一口径的产业政策加以编码并量化分析;从2006年-201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连续十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中选取关键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层级回归分析，从而得出与物流产业发展最具相关性的因素。　　从研究内容上看，一是关于政府与市场作用在物流产业中的再定位，物流产业从隐性发展阶段到政府主导发展阶段，政府作用从缺失逐步走向主导;二是关于物流产业政策工具的研究，从物流产业2006-2016年的政策数据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政府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呈现出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三是关于物流产业发展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参与产业发展的方式，呈现出主体间关系从分散到多元合作的变迁，目前物流产业多元主体关系表现为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发展模式应如何调动多方参与产业发展实践的积极性，政府主导性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强制类产业政策的制定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标准化等方面充分调动多元主体，达成合作共识，引导多元主体逐渐走向合作发展的模式。　　基于以上考量和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三个结论:(1)作为政府，首先要明确其在物流产业发展中特定的角色边界，职能范围，正确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以及社会几者间的关系，明确稳定、发展、改革的内在逻辑，在肯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明确物流产业的战略性地位，发挥政府在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导性作用，强化市场监管，宏观上战略引导和均衡协调，中观上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和监控，微观上简政放权，激励诱导。(2)作为政府作用的输出机制，政策工具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照政策工具分类框架，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对中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优化路径:一是强制类政策工具必不可少，政府应该在法律法规、规范指导等方面强化此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二是创新性的提出组合政策工具在物流产业中的使用，将强制类政策工具、市场类政策工具、混合类政策工具纳入物流产业发展的工具箱，针对不同政策目标，采用不同组合的政策工具。(3)基于物流产业发展中多元行为主体间关系从分散逐步走向合作的历史变迁过程，本文构建出一种更有针对性的符合中国物流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合作发展框架，即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发展框架，健全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强化国企改革，充分调动市场多元主体参与物流产业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分析当前物流产业发展困境、产业流弊和优化产业发展路径提供实践依据，另一方面为深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健全政府作用输出机制提供积极的经验支持。这是从政府作用的角度，构建出对物流产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多元合作发展框架模型的有益探索，该模型能够激发物流市场的内生驱动力，鼓励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更多的使用组合型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多远行为主体的市场参与度，从而避免物流产业的盲目发展，物流政策的盲目产出，让市场中的多元行为主体，都能够参与到物流产业的发展中，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助推物流产业发展，推动物流产业实现预期的跨越式发展，这对于促进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等各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