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20世纪各种灾难性问题的深刻体认,以赛亚·柏林开始对作为西方政治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刻地反思。他认为这是主流的一元论意识形态的大行其道所导致的结果,因此他主张我们应该放弃那种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过度依赖的做法,就连自由主义理论的人性观基础也亟待我们去反思和批判。我们对积极自由和国家权力的肯认使得我们陷入了困境,这也是由于我们在人性观的问题上持有普遍主义的观点,并希冀建立一门能够指导人们迈入完备性世界的人类行为的科学所造成的。因此,我们不仅要重新解释自由概念,而且要重新思考作为理论基础的人性观有何弊端。因此,柏林的自由主义理论就是从反对固定的人性观及完美社会(即乌托邦)的理念发展而来。这种完美的社会理念都来自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人都有固定不变的特性,都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目标。一旦达到了这些目标,人性也就彻底实现了。我们一旦发现了所谓的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就能够以此为依据,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从而建立一个完美的处于纯粹和谐状态的社会。这就是西方世界的乌托邦主义的具体体现。面对这种主流立场,柏林并没有对此做直接性、针对性的批判,而是引用他的观念史研究从侧面进行了论述。通过对非主流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赫尔岑等人的具体分析,他把人们带入了与主流思想相对的一面。他试图让我们了解自由主义传统人性之基的呆滞性和抽象性,并展现出另一种现实的、多样的、变化着的人性观。由多样的人性观和价值多元论出发,自由主义证成原则发生了变化,那么多样的人性观是如何完成对自由主义证成的,多样的人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何种变化则是我接下来想讨论的。有鉴于此,我的论文所关注的问题意识不是单纯地抛开柏林思想的政治层面而深入其后,探讨柏林政治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基础——人性论及其相关哲学观点。我所要探究的问题涉及柏林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一个在多元视域内主张消极自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应该建基于一种什么样的人性论基础之上。就此本文的主旨及其意义总结如下：柏林自由主义理论还应该有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即“人性”。他正是从通过对欧洲近代政治哲学传统中有关人性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展开对自由主义人性之基的清理工作,通过对普遍人性观点的批判,重新审视人性本身,重新从奠基意义上思考人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正是在对人性与自由关系进行新的思想考察基础上,柏林重点阐释了把社会制度从固定的人性基础建构到多元论的人性模型基础之上的可能性和现实必要性：在多元人性论的前提下,柏林借助于有限理性这一框架,并通过对一元论和乌托邦等概念的消解揭示出人类的基本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从而达到对消极自由的辩护,进而逻辑地从新的人性观推导出新的自由主义理论。因此,解开这个问题,就能够清晰地解说柏林自由主义的“新”之所在,也就能解说清楚柏林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核以及柏林思想与此前种种自由主义理论之问细微却重要的差别,使得研究抵达解剖分析柏林思想的最佳思想位置,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与柏林对话,进而借鉴柏林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析取出思想史上对柏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可取之处,并借以发现进一步批评柏林思想、推进思想理论的空间。最后,作者也会殚精竭智,对以赛亚·柏林的观点提出自己思考形成的批评意见,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