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约翰·凯奇的音乐创作特点并非易事。一方面源于约翰·凯奇创作数量之多、涉猎风格类型与体裁甚广——两百多部音乐文本,拥有独奏（唱）、重奏（唱）、合唱、大型多媒体综合表演等多种演出形式,涵盖室内乐、管弦乐、电子音乐等多种音乐类型,且风格多变。然而,音乐创作总是沿着时间脉络呈过渡性发展,笔者因此为众文本划分阶段,并从各阶段挑选典型文本,细析一二,从而管中窥豹,获悉约翰·凯奇音乐文本的基本全貌;另一方面,置于“以高雅音乐的沉沦和同通俗艺术合流为出路”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熔炉之下,以无序、反艺术为内核的约翰·凯奇饱受争议,让笔者在选取研究角度时属实为难。所幸,国内以黄汉华为代表的学者对音乐符号学理论中文本符号学分析法的引入,笔者得以借鉴其中可行性手段;再有古德曼用反事实思维方式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分析卓有成效的加持,艺术符号学成为研究约翰·凯奇音乐创作及艺术本质最卓有成效的工具,并最终促成笔者研究课题的落实。本文依据符号学的符形、符号对象、符释三要素,以音乐文本的音响符号、乐谱符号、文本意图为基本研究对象,梳理期间的表现方式、组织特点,努力寻求音乐文本背后约翰·凯奇的核心创作理念。最终,从艺术符号学维度给予创作行为合理性解释并肯定其艺术价值。在尊重学术界先辈理论成果之上,呼吁对音乐主体的关注,这是实践维度的建议。因为,音乐主体关系的彼此独立是开启对约翰·凯奇音乐创作分析的正确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