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西方译界的执牛耳者，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论，至此，翻译学渐至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的桎梏，在艺术与科学之争的夹缝中搭建起自己全新的研究平台。毋庸置疑，就当时及目下而言，该尝试不啻具有开先河意义：文化转向真正实现了翻译研究的重大突破，从而在翻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范式革命。 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梳理与分析，探讨“文化转向”前后翻译研究的状况，如何全面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翻译研究业已从形而上的传统藩篱中转向一个崭新的历史语境。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势必在语言翻译中造成文化信息传递的障碍，因此在翻译中要尽量避免文化上的误读，减少文化交际意图中的文化误译。 翻译的文化转向将人们的视线从文本结构引向一种更为宏观与开放的视野，翻译与文化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相结合，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基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本文尝试性地将语用顺应选择论用于对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过程的研究。 语用顺应选择论认为，语言有协商、变异和顺应三个特性，协商性和变异性是基础，顺应性是目的，前两者为语言的选择提供条件，而顺应性则在此基础上做出顺应交际目的的语言选择，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语言的使用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为达到顺应交际目而不断做出选择的一个动态过程。顺应选择论的核心是动态顺应选择论，主要体现在时间顺应、语境的制约和语言线形结构的变化。以此观点来审视翻译，翻译就是译者在不同意识程度下就时间、语境和语言结构方面不断做出动态顺应与选择的过程。同时译者要根据语境和语言结构的变化，灵活选择翻译策略，以顺应译文读者的认识环境，从而更好地为译文读者所期待所接受，以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的。 本文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背景，以顺应选择的语用学理论为基础，试图对翻译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并同时构建一个以跨文化为背景、以译者为中心、以交际为目的并以译文读者为目标对象的译学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