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看成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边缘地带和边缘性群体，如失地农民、流动摊贩等也随之增多。作为一种边缘性群体，流动摊贩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尽管如此，他们的存在对于方便市民消费、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要，以及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忽视的;但他们所带来的占道经营、食品卫生、商品质量、影响城市形象等负面因素也一直为人们所诟病。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塑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管理模式——管制型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在维持城市秩序和形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滋生了不少矛盾，尤其是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同情弱势群体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城管常常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政府管理也因此而陷入进退维谷之地。　　因此，探索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的治理策略显得尤为紧迫。边缘性治理理论突破以往的政府单向度的强制执行，而是从制度化包容程度和政策稳定性程度两个维度出发，进而归纳了三种模式，即“策略化治理”、“政治化治理”和“规则化治理”。这些模式受到特定因素和变量的影响，从而对政策工具的使用产生影响。这个治理模型是动态的，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不懂变通的模型是僵化的，也是非人性化的。　　本文以边缘性治理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两个研究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制度化包容程度受当地经济发展、政治、法律法规、人口结构、文化情境的影响。经济越发达、政治因素越稳定、法律文本模糊性越低、人口异质性越强、文化越多样化，制度化包容程度越高;第二个假设是政策稳定性程度受组织工具、权威工具、财税工具、信息工具的影响。组织结构越合理、监管机制越完善、财税政策越温和、信息交流越充分，则政策稳定性程度越高。并在已有边缘性治理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指标，由指标衍生出一些变量，诸如经济形态、政治因素、法律法规、人口结构、文化习俗、监管机制、税费政策等。通过对东莞市茶山镇流动摊贩现状的调查、政策的分析、治理策略的研究，归纳总结出茶山镇流动摊贩治理的特点和优缺点，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文中问卷调查部分描述了流动摊贩的现状，包括他们的户籍类型、居住情况、摆摊原因、与城管的关系处理、对政策的理解等;结合边缘性治理理论，政策层面上，针对现行摊贩治理的法规、条例和办法，对茶山镇流动摊贩治理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分析;对策层面上，就如何优化茶山镇流动摊贩治理策略给出对策建议。　　本文的理论创新之处是通过东莞市茶山镇的流动摊贩治理实例来完善边缘性治理理论模型，立足社会实际问题，将理论与实际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流动摊贩与城管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构建两者“和谐关系”的策略研究，破解城市管理进退两难的困局。　　“和谐关系”是对过去两者矛盾关系思想桎梏的打破与变革，这种治理理念也是当下社会发展进步所形成的一种倒逼。它不再像是过去的单一式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它的权威来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是权力向公众的回归，这样的治理模式有利于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剂良药。然而，“和谐关系”的构建将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是需要善治下的多方主体共同努力来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