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居民收入都显著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使我国能在世界强国之林占据一席之地。而纵观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一直是依赖于第二产业或者说是工业的快速发展,粗放的工业发展逐渐使我国从原先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甚至在全球的贸易分工中扮演着“生产工厂”的角色。而在三次产业划分中,相比第一产业对土地以及第三产业对人力的绝对依赖,第二产业的组织具有特殊性,在生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很容易形成局部的集聚效应,而这也正是我国经济发展至今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在经过了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之后,区域间的工业集聚格局基本形成。受益于区位,政策等因素的推动,沿海地区的工业集聚程度较高,各类要素流入这些区域,形成经济的增长极,而中西部地区则由于种种因素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与中西部地区相对丰富的资源水平有形成反差。在经济发展之初,这种不平衡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果,但时至今日,这又成为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性。因此,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对工业作出重新布局或者局部调整。为此,本文通过对工业集聚效应相关理论的分析,尤其是对克鲁格曼的两区域模型的详细解读,建立实证模型,剖析影响我国区域间工业集聚效应的各种因素,研究其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本文的实证结论一方面给经济地理学关于交易成本,规模递增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佐证,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克鲁格曼的两区域模型中得出的在不同的运输成本下,工资水平与工业集聚效应的关系问题的结论,当然本文也对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正面影响作出实证检验。最后,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我国接下去的工业布局规划作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