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区域差异、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三者之间的效应关系，并梳理中国区域经济与总量经济之间非均衡发展的相关关系。中国是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选择要素积累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并且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发展方式的选择是企业为了寻求成本最小化的必然选择，是市场经济的体现，是自然演进的结果。但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总量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为当前许多学者所忧虑。但本文以为，区域差异的适度存在对于未来　　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可能会是有利的，因为中国作为资源禀赋非均质的大国，不同省份之间的这种区域差距的存在，进而产生了产业梯度式推进的可能，使得我国的产业转移升级能在本国内完成，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大，并且产业结构可以多元化。本文还认为既要利用好区域差异的特殊禀赋，又要实现区域经济未来的均衡发展，其路径依赖是产业集聚。　　为了搞清楚我国区域差异的本质原因，本文用三十年（1978～2008年）的省、市经济数据，通过对区域经济产业基尼系数的分解，得出:第二产业产值份额一直居高不下;第三产业集中度逐年上升;就业人口呈现出“跨越式转移趋势”，这三点是造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逐年扩大的本质原因。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区域差异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力量自然所致，而受政策影响的因素很大。因此，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利用产业集聚的方式方法实现产业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转移升级，利用好适度区域差异的特殊禀赋，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为了证明集聚效应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在第四章详细介绍了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和效用影响，从理论上证明集聚效应的作用;接着在第五章，又选用2003-2007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和历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分别从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两个角度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　　区域差异的适度存在是中国特殊的禀赋优势，而要保持经济增长，实现未来更长久的均衡发展，其路径依赖是产业集聚，并且这种集聚是政策引导下的自然演进过程。本文在最后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整和微观企业转型两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建议中央政府应该尽可能的放权让利，通过税收政策调整和地方考核指标差异化来让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进行产业布局。其次，在微观企业方面，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应改变现有的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中小企业合作联盟来提高谈判议价的能力，籍此消化成本，并充分发挥好集聚效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