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系统是一类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经济活动为动力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人口研究的核心是如何辨识这些因子相互作用的科学机理，认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四个子系统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序理方面的耦合规律及四个子系统对人口数量及分布的作用与反作用机制，并依据这些规律和机制来调控和促进人口与四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探讨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人口、经济条件下的资源时空供需评价和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　　 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1978-2003年中国自然资源供需动态及2002年自然资源省域供需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时间上，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生物供给力在逐年增加，但人均生物供给力的增长速度远不及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国的生态赤字不断增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化石能源足迹过高。中国生态赤字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生物供给力过低，而生物供给力较低的原因是土地生产力较低(主要指草地和林地)和人口数量过大。空间上，北方省份人均生态足迹大于南方，东部省份人均生态足迹大于西部，北方省份人均生物供给力大于南方，西部省份人均生物供给力大于东部。在考虑化石能源足迹的情况下，中国仅有北方和西部的少数省份(包括青海、内蒙古、新疆和黑龙江)处于生态盈余状态，其余各省市均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在不考虑化石能源足迹的情况下，中国几乎一半省市处于生态盈余状态，分布于北方和西部，另一半的省市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分布于南方和东部。将中国与世界部分国家、中国省域之间的资源经济产出率、人均生态足迹及人均GDP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效率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而山西、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云南等西部省份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　　 通过分析县域人口分布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发现在全国的县级区域内，耕地比例、降雨量、海拔高度、10℃以上积温、与能源分布地的距离对人口分布起着显著的决定性作用；在全国的市辖区内，耕地比例、海拔高度、与河流距离对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在东部县级区域，人口分布密度受到耕地比例、海拔高度的显著影响；在东北县级区域，人口分布密度受到耕地比例、10℃以上积温的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人口分布密度受到耕地比例、海拔高度、10℃以土积温、与能源距离的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人口分布受耕地比例、降雨量、与河流距离、与能源距离的显著影响。　　 通过对中国县域人口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中国县域人口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去除资源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后，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的影响仍十分显著，社会经济因素将人口集中于北京、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四川的少数县市，而社会经济因素使人口向外流出的地区主要有东北部、新疆、西藏、青海相邻的地区、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交界的地区、云南、四川交界的地区、广东、广西、贵州交界的地区、河南、湖北交界处、安徽、江西、福建交界的地区。对中国主要城市的人口聚集度分析表明不同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人口分布有着不同的影响，具体地可以分为人口聚集正效应城市(以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为代表)、人口聚集弱正效应城市(以长春、昆明、武汉为代表)、人口聚集负效应城市(以天津、南京为代表)、人口聚集零效应城市(以石家庄、北京、拉萨、海口为代表)。　　 通过对1982-2000年中国县域人口净迁移数量进行模拟及对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地区的人均GDP、大学学历人口比例、距公路距离这三个因素对人口的迁入强度具有显著影响；地区的文盲率、中学学历人口比例、大学学历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比例、第三产业人口比例、距公路距离、距铁路距离等对人口的迁出强度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