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从多个方面来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第一章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一是魏晋南北朝之前的音乐文化交流情况，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魏晋南北朝之前的音乐文化交流，根据史料推测及神话传说可推溯到商纣王及西周穆王时期。之后，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交流，始于秦汉时期。西汉时“丝绸之路”的开通，促使了西域音乐陆续传入中原。此时中原与东邻、南邻的国家也有一定的音乐交流。第二章详细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随着西北民族的内迁，鲜卑、龟兹(Qiuci，今新疆库车县)、疏勒、西凉、高昌等西北少数民族音乐及天竺、安国、康国、高丽、悦般等外国音乐，陆续传到中原地区，并长期流行。其中以龟兹乐最具代表性，对中原音乐的影响也最大。随着外来音乐的涌入，带来了大量外族乐曲、乐器。西域音乐虽然在汉晋时期已东渐，但真正东流还是北魏以后的事情。继汉代已传入中原的琵琶、竖箜篌等胡乐器外，五弦琵琶、凤首箜篌、筚篥(bili)、箫、羯鼓、答腊鼓、鸡娄鼓、都昙鼓、毛员鼓、铜拔、贝等新的西域乐器也传入中原。南北朝时期几乎使用的都是西域乐器。西域音乐的东渐，不仅极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音乐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北周时龟兹乐人—苏祗婆将龟兹“琵琶七调”理论传到中原，并对中原音乐产生影响。南北朝时期不仅是大量的西域乐舞艺术涌入中原，也有许多西域音乐家不远千山万水来到中原，他们在内地长期从事音乐舞蹈活动，对传播丰富多采的西域乐舞作出很大的贡献。第三章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交流的影响与意义。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空前的繁荣。隋代确立了七部乐、九部乐体制。唐代的宫廷燕乐最初时完全继承了隋代九部乐，后来发展为十部乐，唐玄宗时还根据表演方式的不同，将音乐分为坐部伎六部和立部伎八部。同时，唐代燕乐中还有大曲、法曲、散曲、鼓吹乐等重要的表演形式。与燕乐的繁荣相比，雅乐逐渐被重视现实享乐的统治阶级所抛弃，逐渐走向衰微。隋唐燕乐的繁荣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乐东渐的影响分不开的。隋唐燕乐内容广泛和形式多样，其中少数民族(含外域)音乐占相当数量和份量。隋朝的七部乐、九部乐所列乐部中，除了清商、礼毕(文康伎)，其它皆为外族、外国的音乐，且在南北朝时就已经传入。坐、立部伎的音乐以龟兹乐的音调为主，但有不少乐舞是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后发展成的新的音乐品种。坐、立部伎的创作曲调普遍运用了龟兹乐与西凉乐，这说明少数民族的音乐对唐代的音乐文化影响之深。燕乐大曲更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大量吸收民间曲调，又揉合“龟兹大曲”的养分，使其以“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为特点发展起来。大曲的舞蹈部分，更是融合了龟兹乐舞的许多特点。在乐队的使用上，隋唐燕乐吸收了龟兹乐的伴奏乐器和伴奏形式。在清乐乐队中，采用琵琶和箜篌两种龟兹主要乐器。有时甚至同时使用琵琶、五弦琵琶、大小筚篥、腰鼓、铜钹等龟兹特性乐器，并与其它一些乐器组合，构成一个几乎完整的龟兹乐队。燕乐二十八调体系的创建受到西域音乐的重要影响，“五旦七调”实际上还是二十八调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二十八调调式理论适应了汉族传统音乐和外来的西域音乐交流发展的需要，它是我国古代音阶、调式发展演变中一个历史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