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活动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在人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人类向往一种平等、自由、亲切的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交往活动出现了异化现象,物与物的关系构成了交往关系的中心内容并辐射到一切交往领域,造成了人类的交往物化,其结果是交往关系受到了物的支配,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相互疏离、不平等、不自由。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关注过交往异化问题,本文的主旨在于对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交往异化理论进行解读,并借鉴两位学者在探讨交往异化问题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试图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下如何更科学和合理的看待交往异化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文章第一部分按照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的发展逻辑,以马克思的相关著作为蓝本从历时态上对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阐释,全面揭示交往异化理论的演进过程。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的,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集中体现在《穆勒评注》里对交往异化现象的批判。中期马克思已经开始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异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并且对异化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强制性分工和私有制是造成交往异化的根源。后期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三大形态”学说,认为人类社会三大阶段是不可跨越、依次发展的,并且人类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第三阶段最终扬弃交往异化。文章第二部分致力于理顺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极端膨胀,致使“系统”侵入“生活世界”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从而出现交往异化现象。他认为扬弃交往异化就要构建交往理性,注重语言理解,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章第三部分对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作比较研究,认为两位学者所生活的时代主题有所不同,所以两人是分别站在不同角度对交往异化问题进行研究,前者注重从生产实践出发,把交往与生产劳动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强制性分工和私有制,才能消除交往异化;后者认为生产劳动只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性的完善只能通过自由、民主、平等的交往来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才是通往和谐交往关系之径。在这一部分中还对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作出评论,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认为该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文章最后一部分主要研究交往异化问题的现实意义,认为研究交往异化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交往异化现象的形成过程,对我们科学鉴别真假异化现象、理性看待交往异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要求我们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哈贝马斯强调应建立起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理性,注重交往双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共同遵守社会规范准则,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