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出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绩效不符的事件。近些年来，新闻媒体报道的国企高管天价薪酬事件层出不穷，有关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的种种问题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不禁引发公众对国企高管激励制度的有效性的质疑。本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我国国企管理层权力是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客观上促进了管理层权力的扩大。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如“内部人控制”及“一股独大”等也为中国国企高管权力过大提供了可乘之机，拥有足够的空间利用其权力影响薪酬契约。纵使国企高管利用权力自定薪酬存在一定的制度原因，但其利用权力谋取收益也不是没有界限的。当过高的薪酬曝光在公众的视线下，国企高管将成为众矢之的，面临着被替代或降职的风险，甚至影响自身的政治前途。此外，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变化，我国媒体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公众有机会了解国企高管的薪酬状况，信息的透明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企高管薪酬中的权力效应。媒体作为这一现象的行为主体，承担着很强的信息传播职能与扩散职能，因此常常会将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本文从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目的是深入分析高管权力与薪酬之间的关系，并使探讨媒体监督在制约管理层权力中的影响作用。本文以2010-2014年仅发行A股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全样本，并将国有上市公司进一步细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两个分样本;将高管薪酬分作两类，分别为以“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的货币薪酬和以“差旅费、会议费、车辆费、办公费、通讯费业务招待费、董事会费及出国培训费之和与期初资产总额的比值”作为替代变量的在职消费，并分作两组检验模型;通过对前人成果的总结和理论分析以及对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并提出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我国国企管理层权力的扩大提高了高管货币薪酬水平以及在职消费水平，二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国企高管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过度在职消费。第二，基于不同控制层级，我国国企高管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获取高薪酬的工具，他们过于追求货币薪酬的数量，尤其对在职消费水平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央企高管偏向于利用职权牟取更高的在职消费，而地方国企高管则倾向于自定更高的货币薪酬。第三，媒体监督与高管薪酬的交乘项同货币薪酬及在职消费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媒体监督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企高管薪酬中的权力效应，当媒体监督监督力度越大，国企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越小，国企高管也会减少利用自身权力制定货币薪酬的行为;媒体监督也会对管理层在职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国企高管公款挥霍的行为一定会大大减少。第四，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设立有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的企业，其高管所受的监控更为严苛，高管以职权之便获取更高薪酬的操作难度大大增加。　　在上述结论中，薪酬制度的设置以及管理层权力的衡量均必须科学合理，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第一，我国上市公司应当加强薪酬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并聘用外部人员以确保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委员会成员应当利用专业的知识，加强薪资确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效地抑制高管自定薪酬现象，从而控制高管的薪酬水平。第二，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应当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公司法中，并在实践中严格落实该制度，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以及任职资格要严格控制，同时还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使独立董事主动行使自己的职权，监控高管行为。第三，尽力完善外部监督机制，政府应该适当放松对媒体的约束，并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来约束媒体行为，使媒体规范自己的监督行为，充分发挥大众监督的作用，建议采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市场中介机构等多种途径监督高管薪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