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援华是战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二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重要的战略伙伴。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并谋求其在华利益，美国继续二战时期的援华政策，对蒋介石提供全面的援助。日本投降后，杜鲁门决定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继续向国民政府军队提供援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三次延长租借法案。为帮助中国政府的接收，美国空军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将大批中国军队从后方运送到东北、华北和东北。在运用这些传统援助方式的同时，美国还采用了一种新的援助手段，即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善后救济。联总基本上是一项美国的事业，联总的政策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与大战后期及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紧密相联。　　 美国的全面援华在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政府的内战气焰，中国的战后和平岌岌可危。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关系。使华初期，马歇尔的调停初步制止了内战，和平曙光初现。马歇尔回国求援，为国民政府求得战后数目最大的一笔援助：五亿美元贷款。在马歇尔看来，这一贷款一来可以鼓励蒋介石在调停中的合作，二来可以增加美国在进一步调停中的砝码。然而，在这笔贷款协定签字前夕，中国国内战火重起，蒋介石的鹰派言论打破了国共之间脆弱的和平，葬送了马歇尔调停的前期成果。为此，美国不仅冻结了即将签字的五亿美元贷款，而且，在马歇尔的建议下，1946年7月美国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对华军火禁运。　　 冻结五亿美元和实行军火禁运虽然给过国民政府一定的压力，但并没有迫使其停止内战，调停最终无果而终。1947年初，马歇尔回国就任国务卿，此时，国际局势大变，冷战成为定局.军火禁运的实施给国民党军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军火供应短缺，对战局带来了意外的影响。巨额美援的冻结加上长期的战争，国民政府经济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五亿美元贷款得以重新提及，解除军火禁运也势在必行。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之下，1947年5月，美国解除了对华军火禁运。禁令的解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国内的危机和美国国内亲蒋集团对杜鲁门政府的压力，加之中国在美国援外战略中地位的下降，五亿美元贷款最终期满流产。　　 在解除军火禁运的同时，美国任由五亿美元巨额贷款流产的做法，体现了它在援华问题上的摇摆和犹豫。面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和国内援华集团的压力，美国决策者内部出现了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结果形成以不卷入中国内战为限度的“有限援华”方针。美国国会通过的《1948年援华法》就是“有限援华”政策的直接产物和恰当见证。虽然勉强通过了援华法，但美国的援华意志却相当有限，援华款项历经三次削减后，援款额度自5.75亿美元减至4.63亿美元再减至4亿美元。4亿美元的援华款中，2.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杯水车薪，既无法克服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无法满足中国人民对短缺商品的急需；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更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事所需。　　 由于援华法在兑现的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军事援助，其所发挥的实际效用都相当有限。援华法的经济援助主要用于“商品援助”、“工业复兴和重建计划”和“农村复兴计划”三项计划。在经济援助中，美国试图灌输美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忽视了中国的国情，而且忽视了内战正在进行的现实，导致经援计划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与经济援助相比，军事援助的在实施更为艰难。为了减少对中国政府的军事义务，避免被拉入到内战之中，美国虽然拨付了军援款项，却增加了款项兑现的难度。军援款项的拨款到军援的申请，不仅手续复杂，而且耗费了国民政府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援华法通过半年多时间后，第一批军援物资才姗姗而来.最终只有一批规模较大的军援物资抵达大陆，此后的军援物资绝大部分运往台湾。　　 无论是全面援助还是有限援助，都是美国谋求在华利益的手段。在美援的实施过程中，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未能实现美国的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