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从微观层次来说作为企业财务决策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从宏观角度投资活动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微观企业投资价值的创造会影响宏观国民经济质量增长途径。效率投资是企业价值提升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条件。然而,我国企业投资目前存在着较为突出投资非效率现象,这种状况极大抑制企业价值水平的提升和国民经济质量增长,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的推进与改革内容的深化。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主要从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融资约束等视角来探寻造成企业投资非效率的根源,有部分学者从与公司治理相关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以及高管激励等维度进一步展开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仅仅关注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内部治理机制,往往忽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宏观政策变动对微观企业自身投资效率造成的影响。本文针对现有相关学术研究的不足,试图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标,然后结合对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原因的考察,重点研究货币政策、公司治理与投资效率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本文立足于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现状以及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的现状,以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得到下列主要结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改善民营企业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对提高投资效率发挥着积极作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资非效率,对拥有较高投资机会的企业更加有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司治理可以发挥宽松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调节作用,相对于投资机会较高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机制运行良好有助于缓解因为代理冲突所造成投资机会较低的民营企业的投资非效率,能够在一定程度缩小企业之间因为投资机会差异所造成的效率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根据宏观环境变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时,可以起到改善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优化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以发挥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时,应该考虑到企业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差异(投资机会的差异),政府应该有针对性的给予投资机会较好的民营企业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同时,政府和企业应该重视发挥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本文将宏观的货币政策同微观的企业行为联系起来,试图从货币政策的视角研究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进一步结合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投资机会差异性分析宏观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作用,本文试图丰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交叉领域研究的成果。同时,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标,以期能够在最大程度分析公司治理质量在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