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庄子》中刻画儒家人物所求之道时,剔除了道之形下内涵,将其限定在“万物本原之道”这个特定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借助儒门中人阐释自己的求“道”之方、得道之“境”与怀“道”之乐。求“道”之方为虚己、去智、借助仁义。得“道”之境为忘物、忘天、忘人,与道合一。得道者分理想层面的神人、至人、真人和现实层面的“怀道而乐”之人。理想层面的得道者为庄子之精神自慰,现实层面的得道者有一大部分为儒门人物。将庄子自己境遇与之比较,发觉庄子本人之得道逍遥、现实层面得道者之逍遥的思想均源自孔子之安贫乐道,其深层原因是知命和安命。　　庄子笔下的孔子认为“仁义”为人性,庄子通过老子之口给予否定,并通过论述得出“道”为人性。庄子认为道高于仁义,主宰着仁义,仁义只是得道过程中借用的一种手段,在得道之时必须加以抛弃。庄子眼中的儒家人物有尊崇仁义者,也有为追名逐利而损害仁义的人。尊崇仁义者追求人性之完满,而庄子却以守道为人性之完满。儒家以孝悌为仁义之本质,孝悌为人性之本;庄子批判之,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道之质,因而人性之本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庄子笔下的孔子对道家之丧礼持崇拜的态度,而其门徒却持不理解和惊诧的态度,因而孔子有时成为庄子丧礼思想的代言人。庄子批判儒家的世俗之礼过于呆板,束缚了人的真情的表达,他认为行丧礼时应着意于人之真情的流露,至于礼之外在形式则不必讲究。庄子还认为儒家所讲丧礼的“简化”也不够彻底,还未能完全摆脱礼之形式的束缚。若要能彻底摆脱世俗之礼,那就得明白生死一如的道理,参透生死大道。这一点,儒家没有做到,他们不能超脱生死,因而他们所行丧礼为世俗之礼,而庄子之丧礼为超世俗之礼。　　庄子笔下的孔子肯定人之智慧的认识能力,人之认知力有其感知自然的能力和认识自然规律的潜能;同时因个体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也有其局限性。孔子和颜回还阐明在得道的过程中应去除智慧,其原因是“智”之局限性。孔子还认为“智”产生于争斗的需要,且成为争斗的工具;天下治乱在于是否用智。庄子本人肯定孔子对于“智”的观点,但他批判孔子等在乱世只知显耀自己的智慧,不知隐藏自己的“智慧”,是最愚蠢的做法。　　《庄子》中孔子注重修身,认为修身应修心(或修内),内心应无机巧,应忘却仁义礼智,让功名利禄及生死不入于心,做到“心斋”与“坐忘”,以虚静之心与道相合。孔子还认为修身应处理好心、物之关系,即修己而顺物;修己,进而化人;化人而达到治天下。且以修心为本,修心乃顺物、化人、治理天下之前提;修心之目的为处好己与物、天下之关系(或修外)。孔子还谈到修内与修外之关系,他以为应该以无心的态度中立于修内与修外之间,不偏重于任何一方,“柴立其中央”(《庄子·达生》)。但庄子以为至人无须修心,则更无修心之目的。至人无心而任自然之性,逍遥于道德之乡。至人更无须修外。　　通过阐释庄子视界中儒家人物“道”、“仁义”、“礼”、“智”、“修身”等方面的思想,我们可知,不但《庄子》中有些文字或取材于《论语》,或是对《论语》的阐发,而且庄子思想的儒学因素表现在庄子对儒家重要思想“道”、“仁义”、“礼”、“智”、“修身”的阐释上,他的哲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对它们批驳和吸纳的基础上建立的。